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刘禹锡
第一节？清醒的头脑
河湟大捷，是王安石执政以来取得的最伟大而无可争议的实绩。青苗法的实行也收到预想中理想的效果。紫宸殿受赐，是大臣所受到的最高的荣誉，变法事业达到了顶峰，王安石受皇帝的恩宠也到了极点。但王安石是个非常冷静的人，他始终保持着极其清醒的头脑。
当天晚上，王安石在朝中受到赏赐的情况家中自然也知道了。合家欢乐，自有一番喜庆气氛。欢乐过后，王安石回到书房，冷静地思考起变法的全部经过和当今朝廷的现状来。
变法图强，重振国威是自己多年来的愿望。但仁宗皇帝缺乏魄力，遇事专门搞折中，不思振作，只求维持。自从神宗登基以来，励精图治，为人节俭有德，精明强干，是个千古难逢的有为君主，这才使衰微的国势得到振兴，使腐败压抑的世风得到一些改变。但一切也仅仅是开头而已，新法要真正得到全面贯彻和真正取得预期的效果，还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在变法之初，自己就和交往多年关系密切而学识渊博的老朋友司马光产生了分歧，直到最后的分裂。被那么多老上司、老朋友所疏远，如富弼、韩琦、欧阳修、苏轼兄弟等，如果不是因为变法产生的矛盾，可能现在依然是要好的朋友。但为了朝廷的大业，为了让百姓能够过上丰衣足食的好生活，遭受一切误会、埋怨乃至于诽谤谩骂都在所不惜，自己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王安石心里一阵阵地有些酸楚和苦涩。
在制定和推行青苗法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最大。除反对派从中作梗外，各级地方官吏的素质太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与当时实行多年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也大有关系。于是，王安石又考虑从教育和科举两个方面进行改革。
早在仁宗朝，王安石在所上万言书中，对当时教育制度的弊端就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提出改革教育制度的要求。执政后，首先把精力集中到发展经济方面。在均输法、青苗法等开始推行后，王安石便开始考虑教育和科举方面的改革了。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刚刚出任参知政事，就增加太学生的名额。熙宁四年，以锡庆院、朝集院为太学讲舍，扩大学校规模。其后，又设置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学，实际等于是这五路的地方性大学。以陆佃为诸州路学官。以后在各路均设置学校。
为统一思想，朝廷向各学校颁发统一的教材，这就是由王安石亲自主编的《三经新义》。由于变法的具体事务特别繁忙，王安石抽不出太多的时间注释三经。所谓的三经是指《周礼》《诗经》《尚书》。其主要部分是由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和吕惠卿起草，由王安石审查定稿的。在《三经新义》中体现了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是对以前汉唐诸注家的修订。可惜这部书后来被毁，无法看到全貌了。
王安石的这一做法，后来遭到许多学者的攻击，说王安石的儒家思想不纯正，并以此攻击变法是商鞅、桑弘羊那一套。
在教育方面，还有一点应特别提出，这就是王安石是个非常注重实际的人。熙宁六年（107），在太学中增设律学教授四名，学生们可以自愿申请学习某一专业，并把一些案件拿到课堂上让大家分析判断，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实际便是当年的模拟法庭，也是当时最高的法律专业课，主要目的就是培养法律人才。另外，在太学中还增设医学教授，以翰林医官及天下名医充当教授，每年招生三百名。又分方脉科、针科、疡科等不同的专业。这对于提高整个天下的医学水平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在科举方面，王安石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取消诗赋而加强策论的内容。当时科举考试主要是两项，即进士和明经。进士科以诗赋为主，以声病对偶定优劣，只能培养人的文学才能而对社会实际工作帮助不大。明经科所考的基本上是死记硬背的功夫，什么贴经、墨义、填写某一经句的注疏等，对实际的社会工作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王安石提出要废除诗赋的内容，废除明经科，专以经义、策、论来选拔进士。这项建议遭到一些大臣的坚决反对，其中态度最鲜明的是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大学士苏轼。苏轼上奏章表示反对，奏章中说：
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弥封，或欲变经生朴学，不用贴、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请历言之。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致于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诞慢之士也。……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废之？
（《议学校贡举札子》，《苏轼全集》卷五一）
苏轼学问渊博，这篇奏疏写得有理有据。尤其是“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一句，更有相当大的说服力。奏疏中还提出，“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必改变。而且不以诗赋取士，只以经义策论考试的话，“无规矩准绳”，“无声病对偶”，“学之易成”，“考之难精”，弊病将会更大。后几条理由也有很大的说服力。因为经义策论之类的文章比较容易写，没有诗赋要求那么严格，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统一的标准，在评卷与录取方面有比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将会出现更大的弊端。这确实是很实际也很深刻的见解。
神宗看了这篇奏疏后，也为苏轼的说法所动，觉得有道理，就问王安石能否考虑不改变科举制度。王安石态度很鲜明也很坚决，坚持“贡举法不可不变”的主张，向神宗解释道：旧贡举法使士人用大量的时间闭门读书，学作诗赋，社会上的事均不接触，不熟悉，其实是摧残人才。苏轼所云“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之语，乍听有理，细思乃是理之必然。因为自唐以来，只以诗赋取士，朝廷大臣多数出身于诗赋，当然要出现许多名臣了。但诗赋入仕而成迂腐无用之徒者更多。不改变科举制度和内容，对于培养有用的人才不利。王安石的话再次说服了神宗，神宗又支持王安石了。
这样，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经过一番曲折和斗争才得以实施。熙宁四年（1071）二月，中书省正式颁布科举新法：废除明经科，废除考诗赋和贴经、墨义。进士科的考生在《诗》《书》《易》《周礼》《礼记》中选治一经，兼治《论语》《孟子》。考试时，主要考这些经书的“微言大义”和殿试策论。殿试策论的内容都紧密结合当时的国家大事，结合现实出题。
这些内容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以前并列“五经”中的《春秋》在这里不见了。也就是在当时的学校里不开设《春秋》课程，科举考试也不设这一专业。王安石对前人注释的《春秋》不满意，所以他把这一内容删去了。这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几年后在学校中又增加了这门课程。
平心而论，王安石取消《春秋》是很大的失误，确实是他性格的一个问题。《春秋》以及《春秋三传》是认识春秋时期历史状况的最权威的著作，也是理解诸子百家思想来源的重要书籍，非常值得重视。
尽管有许多曲折，但教育和科举制度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改革了，而且正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想到这里，王安石的心情很舒畅，长长出了一口气。他的思绪又飘向几年来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这是他变法当中最用力的一个方面。青苗法的推行和实施，解决了农民受大地主大富户高利贷盘剥的问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农业形势相当不错。
农业的另一个方面投入的精力也不少，这就是兴修农田水利。王安石在任鄞县县令时就有过这方面的尝试和经验。他执政后，大力提倡兴修农田水利，调动社会上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只要确实有这方面经验和本事的人，不论其社会地位高低，都可以直接到京师来，到司农寺或中书省献策。其设计和策略如果被采纳，就有一定的奖赏。经过实施取得实绩的，还要授官嘉奖。一两年后，全国形成了“四方争言水利”的热潮。
变法以来的几年里，农田水利事业迅速发展，京畿及各路兴修水利一万零七百九十三处，灌溉田地三十六万一千多顷。其中两浙路农田水利事业最发达，共完成水利工程一千九百八十处，灌溉田地十万四千多顷。发展农田水利之外，还制定一定的优惠政策鼓励百姓开淤垦荒，开垦出大面积的荒芜淤积多年的闲散土地，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王安石夫人吴氏的堂妹，好友王令的遗孀吴氏就是在开垦荒田中有杰出表现而受到朝廷的嘉奖，留下千古芳名的。此事前文书曾经提到过。
几年的努力，确实实现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目的。国家的财政实力也有很大幅度的提高，实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设想。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新法已经得到广大市民阶层和许多士人、绝大多数百姓的普遍认同，比刚开始变法时的形势有利多了。但新法在具体推行的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否则，也可能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为了向神宗皇帝说明现在的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已经躺下休息的王安石披衣而起，来到书案前，展纸研墨，写成一篇笔墨简练、见解深刻的札子，即《上五事书》，保存在《王文公文集》第一卷中，全文是：
今陛下即位五年，更张改造者数百千事，而为书具，为法立，而为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议论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
今青唐、洮、河，幅员三千余里，举戎羌之众二十万献其地，因为熟户，则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则青苗之令已行矣。
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传说：“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若三法者，可谓师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后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谓大利害者也。
盖免役之法，出于《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贫富不均，风俗不齐，版籍之高下不足据。今一旦变之，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苟不得其人而行，则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
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仲长统言之汉，而非今日之立异也。然而天下之人，凫居雁聚，散而之四方而无禁也者，数千百年矣。今一旦变之，使行什伍相维，邻里相属，察奸而显诸仁，宿兵而藏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则搔之以追呼，骇之以调发，而民心摇矣。
市易之法起于周之市司，汉之平准。今以百万缗之钱，权物价之轻重，以通商而贳之，令民以岁入数万缗息。然甚知天下之货贿未甚行，窃恐希功幸赏之人，速求成效于年岁之间，则吾法隳矣。
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则农时不夺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则寇乱息而威势强矣；市易之法成，则货赂通流而国用饶矣。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一）
可见王安石对新法和当时形势认识得非常清楚，并没有被河湟大捷和新法取得的成就冲昏头脑。他认为，在变更的多种法度中，有五种是最重要的。即和戎、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和市易法。前两项已经取得实效，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是切实可行的良法。而免役法、保甲法和市易法这三项新法还需要进行非常慎重的考虑。要注意得人和缓行，不要急躁。这是非常精当的见解，为后世的实践所证明。
在王安石死后十多年，所谓的变法派重新上台，重新打起恢复神宗和王安石新法的幌子，对旧党进行清算和打击。但这时所谓的新党大多是投机分子，又被变回去的新法也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伎俩，而为害最酷烈的确实就是免役法、保甲法和市易法，王安石的预见一点也没有错。
所以，王安石在当时特别注意和担心的就是这三法。围绕市易法真的出现了尖锐激烈的斗争，斗争的激烈程度比刚推行青苗法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斗争的结果直接威胁到了王安石的宰相地位。
第二节？内外夹击
变法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围绕“免行钱”的设置达到了高潮。所谓的免行钱实际是综合免役法和市易法的条例而在京师实行的一套工商税法。在实行免行钱制度之前，京师开封府以及皇宫中的一切杂货用度都由开封的商行直接供应实物，主管此项工作的官吏便可以任意进行敲诈勒索。一般来说，向商行索要的各项货物起码也在规定例额的十倍以上。稍不如意，主管官吏就百般刁难，滥用职权对工商业户随意罚款惩治。如三使副司因有关商行供应的靴子皮革的质量不高，即处理惩治皮革行的商人二十人。有不少小商贩因此而失业。这种方式可谓弊端百出。
免役法实行后，全国所有的人都可通过交纳一定数量的钱而免去苦役的催逼。市易法的实行使整个社会中的各行各业都可以有个基本的价格，漫天要价的情况有所改变，这就为开封府城里深受敲诈勒索之苦的那些商人提供了借鉴的经验。他们也想要沐浴变法的春风了。
开始时，是开封肉行的徐中正等人向有关部门提出请求，请允许他们也能享受新法的好处，他们宁愿交纳一定数量的钱，请求免去直接供应肉的做法。因为被主管部门百般挑剔，百般揩油，他们实在有些难以承受，请上司给他们做主。王安石征求神宗同意后，命市易司与开封府司录司根据诸行的实际情况详细制定条例，在开封府商行中实行。各行按照经营规模大小以及收入的多少交纳免行钱，不再向官府及皇宫内苑供应实物。官府和皇宫内苑所需一切杂物，一律制定出指标来，按照规定的数额派人到市场上按照市场价格公平购买。一切物价由市易司估定，不准压价强买。
这项法令的出台，得到广大商人的拥护，但却限制了原主管官吏以及内苑中的皇族、后族、主管采办务宦官的权力。他们再也没有权力直接到各商行去敲诈勒索，堵住了一些人的来钱道。于是，当这项法令出台后，京师中很快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这是王安石没有估计到的。实际上，与免役法、保甲法和市易法相比，免行钱法所涉及的社会层面最小，只不过是京师里的官府和皇宫内苑主管后勤供应部门与京师里的商人商行家们而已。所涉及的范围也最窄，充其量不过是开封府一府之内的事，对全国其他行业都不涉及。
但是，能量的大小从来就不是以人之多寡来计算的。因为这次直接涉及皇宫内苑之事，直接触犯了一些皇亲国戚和宦官的利益，堵住一些人非法所得的道路，触及了国家政权最为敏感的神经地带，所以这次对新法的攻击来得最猛烈，最迅速，攻击的力度也最大。
其实，国家好比是人的身体，四肢上即使是拉了几道大口子也不会有大的妨碍，身体素质好的人洒上点消炎粉，包扎一下几天就好了。如果碰到内脏那可不得了，弄不好就会死人的。免行钱的设置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因为涉及了皇亲国戚，也就等于触及了内脏器官，使这些对新法、对王安石早就怀恨在心耿耿于怀的宗室外戚集团找到了借口，开始要对新法和王安石进行全面的反攻和清算了。
当时，主管市易司的官吏是坚决拥护新法、支持王安石的吕嘉问。前文曾经提到过，吕嘉问因为支持王安石，曾偷出他叔祖吕公弼要弹劾王安石的奏章而得罪了吕公弼一家及保守派，被保守派的人骂为“吕氏家贼”。这样，吕嘉问就彻底成为保守势力打击的对象了。
保守派曾经对吕嘉问进行过诬陷，由于王安石的全力保护和支持才能够继续开展工作。保守派见没有扳倒吕嘉问，知道其后台是王安石。这次，见王安石和吕嘉问因为颁布免行钱法又得罪了皇亲国戚和宦官，见有机可乘，于是朝野中的保守势力又和宗室皇亲、宦官势力联合起来，内外夹击，对新法和王安石展开一次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那是熙宁七年（1074）三月间的一天。神宗留下王安石询问免行钱的事说：
“为什么士大夫不满意免行钱的人也那么多？”
王安石马上回答说：“一些士大夫本来就不满朝廷政事，与近习宦官相互勾结。宦官们对免行钱不满意，煽动士大夫们也跟着制造舆论。陛下只看朝廷中的大小官吏不避宦官的能有几个人，就可以知道宦官害政的程度了。”
“有人反映吕嘉问以聚敛为能，招致民怨沸腾，这是怎么回事？”神宗又问。
“吕嘉问是干练之才，市易司处置得宜，全国的市易务才会取得如此大的业绩。因为制定免行钱吕嘉问才得罪了那些宦官和皇亲国戚。如果不是吕嘉问，谁敢坚守法规不避宦官和皇亲国戚？如果不是我，谁敢为吕嘉问辩明是非，谁敢不怕宦官和皇亲国戚而为吕嘉问撑腰？”神宗默默无言。
几天后，神宗再次用怀疑的态度问王安石：“取免行钱是不是不合理不方便？听说外面人情咨怨。”王安石低头沉思，没有马上回答。神宗接着又说：“近臣以至后族，没有不说不便的。两宫乃至泣下。”
近臣指的就是宦官，后族指的就是外戚集团。两宫是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太皇太后是指仁宗的皇后曹氏，皇太后是英宗的皇后高氏。神宗这里只说两宫太后，还省略了自己的皇后向氏。其实，如果从个人感情来说，最能打动神宗之心的当然应该是向皇后，因为那是神宗的大老婆。其次是高太后，因为那是神宗的亲生母亲。而曹太皇太后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她是仁宗的皇后。仁宗本来就不是神宗的亲爷爷，曹太皇太后当然也就不是神宗的亲奶奶了。神宗的奶奶、妈妈和媳妇这三辈皇后的外戚一开始就和变法派站在对立的立场上，这是可以想象出来的。
一听神宗皇帝说近臣和后族都不满意，王安石憋在肚子里很久的话如同打开闸门的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语速加快，感情有些激动地说：
“微臣奉陛下之命推行新法，后族一直非常不满，因为这直接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如皇后父亲向经从来就是‘影占行人’。因为推行新的免行钱，有司依照条例到他的商行收钱。向经想不交纳，曾给微臣来文交涉，微臣没有理睬，结果是照章办事，收缴了他应当交纳的钱。他怎能不反对呢？再如，曹太皇太后的弟弟曹佾，赊买百姓家的树木不但不给钱，反而指派内臣用假姓名告状，诬告市易司。结果被查出，遭到驳斥。陛下试想，从这两件事上看，后族怎能不反对新法和微臣呢？”
敢于当着神宗的面，直接揭露后族的劣迹。尤其是向经，正是神宗的岳父，王安石毫不留情指出其“影占行人”，是个贪婪卑鄙的小人，表现出无所畏惧的大无畏精神，确实非常有气魄，值得敬仰。“影占”是隐瞒、隐蔽的意思，“行人”在此处当是商行之人的意思。“影占行人”可能是仰仗自己的特殊身份而在原先制度下从官府采买中获取大量财富，并完全隐瞒自己的这种灰色收入的意思。新法中，他不但得不到这种巨大的隐形财富而且还要交纳钱，怎能不大为恼火？他自己亲自给王安石写信要求免于缴纳这种费用而王安石没有给面子，他不更加恼火吗？
因为他是皇帝的岳父，以前的人谁也不敢得罪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吕嘉问主管市易司以来，则坚决执行新法，按章办事，依照条例向他征收免行钱。向经当然不满，倚仗自己的特殊身份专门给中书省递上文章进行交涉，结果碰了软钉子，没有得到答复。所以向经对新法、对吕嘉问、对王安石都恨之入骨，这是可以想象出来的。但王安石的直言可能也会使神宗感到有些尴尬，他虽然没有直接表示不满，但几天后就命人检查行人，征求对免行钱利害得失的意见。
神宗受到奶奶、妈妈、妻子的影响，对免行钱及一些新法也开始有些怀疑。正在这时候，外面的保守势力知道了神宗的态度，马上联合起来全面攻击新法和王安石。
长期退居洛阳行韬晦之计的司马光见有了机会，给神宗上长篇奏疏，列举朝廷政事的阙失，主要内容是六条：一是青苗法使百姓负债而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法养些浮浪之人；三是市易法与民争利；四是经营西北侵扰四夷，得少失多；五是保甲法滋扰百姓；六是兴修水利劳民废财。这不但涉及王安石在《上五事书》中所提到的新法的最重要的五项内容，而且连兴修农田水利都否定了，对新法及几年来的工作全面否定。
朝廷内部，富弼的女婿冯京也成为推行新法的一大阻力。当准备在成都设立市易司分司，推行市易法的时候，冯京举出当年的“王小波之乱”就是因为榷卖货物引起的。冯京又与宗室皇亲以及在外的司马光等人遥相呼应，多次造谣破坏免行钱的实施。因为他是参知政事，是执政者之一，故他所起的作用就比别人要大一些。他的这些做法也加重了神宗对免行钱乃至于新法的怀疑和动摇。
冯京和文彦博虽然都是参政执政的人，但他们的立场从来就不坚定，首鼠两端，故对神宗的影响也还有限。对神宗影响最大的则是王安石最亲信的曾布，他对免行钱及市易法也发出许多责难。而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以一个小人物的一张图画为契机，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再次掀起攻击王安石的一个特大浪潮。
第三节？三个女人的眼泪
曾布是曾巩的堂弟，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是坚决贯彻执行新法的骨干人物。他和吕惠卿仿佛是王安石的左右手一样，许多新法的具体条文就是由他和吕惠卿起草的。但曾布发现王安石对吕惠卿信任和重用的程度一直在自己之上，而市易法和免行钱的条例都由吕惠卿亲手制定，又统归吕惠卿管辖，心中有些不服。他知道神宗曾就免行钱之事责问过王安石，也知道太皇太后等人都在为她们的亲属而劝神宗停止市易法和免行钱，神宗的态度有所动摇。
于是，曾布也一改初衷，联合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反对市易法和免行钱，攻击吕嘉问，想通过扳倒吕嘉问打击吕惠卿，通过打击吕惠卿而使神宗疏远王安石。这就叫釜底抽薪，一石三鸟。曾布对神宗说，他召问行人时，行人“往往涕咽”。曾布是王安石的心腹，他的话当然更有分量。于是神宗命曾布和吕惠卿彻底检查纠正市易务的问题。
吕惠卿坚持新法，认为主流是好的，应当充分肯定，问题是次要的，只要注意纠正解决就可以，不必大惊小怪。曾布的意见与吕惠卿相反，他又向神宗攻击吕惠卿，变法派内部彻底分裂，王安石的左右手开始互攻。这对已经处在困境的王安石更加不利。
老天也不作美，这一年河北地区冬春大旱，寸草不生，确是百年不遇的特大灾害。在那个年代，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为有限，每遇大灾，就会出现大量的流民。这一年也不例外，许多流民到京师来逃亡，流进东京。这给保守派攻击新法又提供了借口。保守派纷纷上书指责新法，说是变更祖宗法度触怒了上天，上天才降此大灾以示儆戒，要求停止新法，上天就会降雨。
神宗这次确实有些动摇了。见到这些奏章，他问王安石：“这些奏章所言，不无道理。如此严重的天灾，实属罕见。”王安石反驳说：“自然灾害，何时没有？是正常之事。尧、汤时代也不可避免。只应更修人事，以应天灾。”
王安石的话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是他“天变不足畏”思想的具体表现。但此次神宗的态度与往常不同，神宗马上就反驳王安石说：“天灾严重，流民困苦，这不是个小事。朕所以如此忧虑恐惧，正是感到人事有未修之处。”显然，神宗这里的“人事未修”是指变法中出现的问题。
神宗的态度有些出乎王安石的意料。王安石虽然已经发觉神宗对新法的态度有所改变，但想不到变得这样快。王安石感到有些心灰意冷，他本来对错综复杂的朝廷政务早就有厌烦情绪，早就产生过退隐的思想。
几年来，由于政务太忙，几乎每天都要忙到半夜三更，还要应付各种责难，答对来自各方面的对新法的攻击，而且随时随地还会受到各种造谣中伤，防备各种冷枪暗箭。王安石感到身心交瘁，太累了，太疲乏了。他早就想清静几天，好好休息一下，但始终也没有机会。这时，他觉得机会来了，他退隐的念头更坚定。
回到家中，王安石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第一道请求辞去政务的札子。他下决心要辞去宰相之职，过几天清静的生活了。他写道：
臣以羁旅之孤，蒙恩收录。待罪东府，于今四年。方陛下有所变更之初，内外小大纷然。臣实任其罪戾。非赖至命辨察，臣宜诛斥久矣。在臣所当图报，岂敢复有二心。徒以今年以来，疾病浸加，不任劳剧。比尝粗陈恳款，未蒙陛下矜从，故复黾勉至今，而所苦日甚一日。方陛下励精众治，事事皆欲尽理之时，乃以昏疲，久尸宰事。虽圣恩善贷，而罪衅日滋。至于不可复容，则终上累陛下知人之明，非特害臣私义而已，臣所以冒昧有今日之乞也。伏奉宣谕，未赐哀矜，彷徨屏营，不知所措。然臣所乞固以深虑熟计而后敢言。与其废职而至诛，则宁违命而获谴？且大臣出入以均劳逸，乃祖宗成宪。盖国论所属，怨恶所归，自昔以擅其事，鲜有不遭罪黜。然则祖宗所以处大臣，不为无意也。臣备位亦已久矣，幸蒙全度，偶免谴呵。实望陛下深念祖宗所以处大臣之宜，使臣获粗安便。异时复赐驱策，臣愚不敢辞。
（卷一六）
言辞恳切，王安石是真心想要退下来，故反复陈述道理，最后一句又许诺说，等自己休息一段时间后，如果圣上再起用的话，他还会再出来任皇帝驱遣的。
当王安石在家写《乞解机务札子》的时候，后宫中的几名皇后也正在为把王安石赶下台与神宗进行斗争。
神宗是个很有主见的君主，也是个非常孝顺的人。这天晚上，向皇后随着神宗到高太后宫中请安。碰巧仁宗的皇后曹太皇太后也在高太后的宫中。也就是神宗的奶奶、妈妈、妻子三辈皇后碰到一起了。神宗跪下请安后，只见太皇太后和太后的老脸上都阴云密布，高太后的手中还拿着一个卷轴，不知是书法还是绘画，满面戚容。神宗忙问：“不知二位太后何故如此忧愁？”
高太后是妈妈，既是长辈又是神宗最亲近的人，她最先开口说话：“是王安石随意更张，破坏祖宗法度，变乱天下，搞得天怒人怨，流民遍地。陛下何不罢免王安石，以缓解一下人们对他的怨恨情绪？如果要用他，等过一段时间再起用也不迟。”
神宗见妈妈真的动了气，就解释道：“虽然有些天灾，但也不像外人传说的那样流民遍地。”太皇太后曹氏已经快到花甲之岁，可听神宗这么一说，也沉不住气了，忙接过话头颤颤巍巍地说：“陛下是受了王安石的蒙蔽，还说没有流民遍地，你看这图上画的是什么！你仔细看看就明白了。”说着，把高太后刚刚放在几案上的那个卷轴展开。神宗这才发现那是一张图画。
那确是一张图画，待神宗把图接到手中仔细观瞧，才看清画面上的内容，原来这是一张《流民图》，画面上的背景是神宗皇帝所熟悉的东京城的安上门。只见城门内外，有许多衣衫褴褛的穷苦百姓，男女老少都有。一个个骨瘦如柴，有的提篮，有的背筐，有的仰头望爹，有的回首呼娘。个个满面土色，人人步履踉跄。漫天乌云，不见太阳。远处是西风古道，枯柳衰杨。满图是衰颓之色，令人感慨悲伤。
神宗看完，忙问：“这是谁画的图？图上画的仿佛是安上门，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曹太皇太后回答道：“这是光州司法参军监安上门郑侠画的《流民图》，他天天监守城门，这都是他亲眼所见。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嘛！百姓都困苦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无动于衷，还用那个王安石败坏祖宗法度。老身陪伴先帝多年，先帝仁爱慈祥，以百姓为本。每有天灾，必反躬问己，为政是否有不当之处。唉，真想不到百姓竟苦成这个样子。”说着，流下几滴老泪来。
高太后见婆婆哭了，鼻子一酸，也挤出一串眼泪来，说道：“政事不修，才有天谴。你就让王安石先避一避位吧。”神宗刚要说话，向皇后又接过去说了几句，无非是劝丈夫应当认真考虑两位太后的话。说到伤心处，一双秀目中也流出几滴粉泪来。神宗想要解释，见此情景，知道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也无济于事，就告辞出来。
《流民图》是郑侠画的，一点也不假。郑侠是监安上门的官� �，所画的情景也当是实情。几个月大旱无雨，又当春天青黄不接之时，有许多灾民流进京师也在情理之中。这幅画敢送进宫中呈交两宫太后凤览，并能感动得两位太后哭鼻子，一定非常精彩。可惜的是这幅意义深刻的画没有流传下来，如果能流传下来，我敢说，它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一定可以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相媲美，成为价值连城的国宝。《流民图》表现的是北宋王朝上升时期百姓的困苦情景，而《清明上河图》表现的则是北宋衰微之末世东京汴梁之虚假繁荣。都可以从反面见义，看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能够启发我们更深刻的思考。
郑侠只是个监守城门的下级官吏，他画的图画是谁送到两宫太后之手的，是通过什么途径送进去的？而当神宗和向后到高太后宫中去请安时，曹太皇太后为何恰巧在那里？难道这一切都是偶合？显然不是。神宗是个聪明绝顶之人，这些疑点他不会看不出来。但考虑到奶奶和妈妈流眼泪的情景，想到《流民图》上所画的百姓困苦流亡的情景，想到朝廷内外的压力，他也感到自己的肩上如同有万斤重担一般，有些承受不住了。
女人的眼泪是很有力量的，妈妈或妻子或情人的眼泪更有力量。奶奶、妈妈、妻子三个女人同时流泪，其感染的力量不就更大了吗？
翌日早朝后，王安石亲手把辞呈交给神宗。神宗览后，心情也很沉重，一再挽留。王安石决意要辞职休息一段时间，并向神宗推荐韩绛和吕惠卿，说这二人对圣上忠心，对变法很坚决，也都精干明敏。
韩绛本来是神宗老师韩维的亲弟弟，神宗当然了解其为人，吕惠卿在整个变法过程中，一直立场坚定，始终坚决支持王安石的工作。王安石还对神宗说，许多人从一开始变法就坚决反对，但新法现在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只要继续贯彻执行，注意纠正出现的一些问题，朝廷政事不会有什么大的麻烦。宗室皇亲国戚及保守派所掀起的这场风波主要是针对他王安石来的，只要他退出相位，就可使目前的事态平稳一些。
神宗三次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都没有动心，去意坚决，三次上《乞解政事札子》，坚决要求辞去相位，回家隐居，而且以有病为由不再上朝理事。最后，在四月中旬，神宗终于批准了王安石的请求，下诏书：王安石以使相的身份出知江宁府，安心休息。
第四节？君子之交
两条大官船在从东京通往江宁的水道上缓缓航行。天色将要黎明，东方已经出现曙光。
王安石从深深的睡眠中醒来，他微微动了一下头，觉得头脑非常轻松，这是几年来也没有的感觉。昨天傍晚饭后，他习惯性地在船舱外的甲板上散了一会儿步，觉得浑身疲惫，脑袋有些发涨，就回到船舱里睡觉。
由于心里没有杂事，朝廷里的一切政事都不必再考虑，所以躺下马上就睡着了。夜间仿佛醒过一两次，当时觉得脑袋有些疼，嗡嗡的，可一翻身又睡着了。
这一大觉睡得太香甜了，连梦都没做，或者是虽然做过梦可醒时又忘记了。王安石使劲地伸了伸懒腰，整个身体感到一阵轻松。睡在身边的夫人吴氏早就醒了，可怕惊动丈夫，便没有作声，而是静静地端详着丈夫略带憔悴的面庞。
“唉，这六年多时间，丈夫没白天没黑夜地忙，几乎天天忙到半夜三更，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这六年，足足等于十六年啊，眼看着丈夫苍老了许多，丰满润泽的前额上出现了几道清晰的皱纹，两鬓也出现了丝丝白发。”想到这里，吴氏感到一阵酸楚。看着丈夫憔悴的样子，吴氏不免有些心疼。她很怕惊醒酣睡中的丈夫，把夹被往上提了提，盖上露出的双肩。
这是熙宁七年（1074）的夏天，王安石已经五十四岁了。从熙宁二年（1069）出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算起，已经是六个年头。六年时间里，王安石和神宗皇帝共同谋划军国大政，宵衣旰食，日夜操劳，要承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和压力，他感到传统的保守势力太顽固，力量太强，无谓的争论太多，自己太累了。
这次来自朝廷内外的攻击力度很大，这倒帮了自己的大忙，因为如果不是这种形势，自己还无法从繁忙的政务和无休止的争论中解脱出来。看来一切事情都有正反两面，如果换个角度想一想，一切烦恼和郁闷或许就都消解了。
想到神宗皇帝对自己一再挽留的盛情，王安石从内心里涌动起一阵感激。再想到神宗对变法大业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心，从自己辞相后的人事安排上也可看出其要坚持变法的决心。只要新法能够继续执行，只要对朝廷对百姓有利，我王安石的名位和去留倒是无足轻重的。想到这里，王安石的内心又是一阵轻松。
见妻子正斜倚着身子在看自己，王安石微微一笑，说道：“看什么？这么多年还没看够？你醒多长时间了？”吴氏的脸微微一红，说道：“我醒好一会儿了。很久也没看官人睡得这么香了。我看你这几年都累瘦了，也老多了，两边都有这么多白头发了。”说着，吴氏用她那细长纤瘦的玉指从王安石左边鬓角上轻轻一扽，拽下一根白头发。
“唉——”王安石习惯性地把双手上下一叠，枕在脑后，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人生短暂，曹孟德诗云‘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现在仔细体味一下，真是非常深刻的人生感慨啊。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五十多岁，已经统一了北方，算是干成了一番事业。我如今也五十多岁了，头发白一点不是正常的嘛！变法虽然已见成效，但距离真正意义的成功还相差很远。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圣上顶不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变法大业中途夭折，我的心血岂不就等于白费了吗？朝廷和百姓将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如果变法能够成功，就会造福于千秋万代，我就是少活十年二十年也在所不惜啊！”说到此，王安石似乎动了感情，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你就是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变法，做梦说胡话都是变法。想一想这些年吧，因为变法你得罪了多少人，那么多皇亲国戚恨你，那么多大臣恨你。这还不算，那么多朋友也都疏远你，就连两个叔叔有时也对你有意见。真不知道你是图个啥！”吴氏有些嗔怪地说。
王安石瞥了夫人一眼，略带伤感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
王安石起来，独自来到船头，望着东方的满天朝霞，他贪婪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眺望着时隐时现的钟山，心中立即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极为轻松愉快的感觉。他扪心自问，自己没有丝毫杂念，没有丝毫贪图，就是要为朝廷分忧，为天下理财，心地纯洁，既然如此也没有什么过错，于是自言自语道：“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王安石的思绪又飘向另外一个方向，他不禁想起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诗句来，不由得暗暗赞叹诗句的高明。自己现在确实有鸟返旧林、鱼归故渊的感觉。
忽然，他的思绪又飘回了这几年中所发生的一些往事上。他最先想到的是自己一直非常尊敬的老前辈欧阳修，内心不禁有些酸楚。
王安石一直非常钦佩欧阳修的学识和人品，只是在变法方面二人出现了分歧。当青苗法刚刚出台的时候，身为地方官的欧阳修竟置朝廷法令于不顾，在本州不执行，而且还一再上书对青苗法进行责难，给王安石出了一道很大的难题，使王安石极其被动。
正是欧阳修和韩琦的两封奏章，使皇宫中的太后皇后们有了口实，使神宗皇帝对新法产生了怀疑。但尽管如此，在其他不执行新法的地方官吏都受到处分或罢免的情况下，王安石征得神宗的同意，专门为欧阳修发一道诏旨，免于对欧阳修的一切处分。这对于其他大臣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从这件事看，王安石是很重情义的人。
二人之间虽然出现严重分歧，但也只是就事论事，从没有对人有过什么不满和攻击。在产生如此大的分歧后，自己出任同平章事时，老前辈欧阳修还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贺启，其中说：“伏审荣膺帝制，显正台司，伏惟庆慰。伏以史馆相公，诚明禀粹；精祲穷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当万乘非常之知。”
当自己捧读这封宝贵的贺启时，心情很是激动。因为欧阳修轻易是不赞美人的，更从不谀人。一个忠正博学的君子的赞美要比一百个庸人的吹捧更有价值，更令人感到鼓舞。对自己颁布的青苗法是那样的反对，而对自己出任宰相之职又如此的欢欣，这是何等宽广的胸怀啊！这更表明老前辈对自己学识和才能的高度信任。
想到这里，王安石对这位文坛泰斗油然而生怀念之情。欧阳修辞世已将近两年。王安石又想起当欧阳修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自己那种悲伤的情景来。
那是二年前（熙宁五年，107）秋天的一个傍晚，欧阳修的长子欧阳发派人给自己送来丧信，说他父亲欧阳修已经在闰七月二十三（公历9月8日）去世。听到这一噩耗，自己的眼泪马上就下来了。欧阳老前辈不遗余力地奖掖和推荐自己的情景一幕幕出现在脑海中。自己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当即伏案展纸，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几乎是用眼泪写成一篇感情充沛的祭文，这才稍微减轻一点悲伤。祭文是这样的：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祭欧阳文忠公文》，四部丛刊本
《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六）
文笔简洁，气势豪迈，韵律优美和谐，高度赞美了欧阳修在文学上的光辉成就和在政治方面所表现的高风亮节，在当时诸文学家所作的祭文中，这是对欧阳修评价最高、水平也最高的一篇。
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王安石和欧阳修都是光明磊落的大君子，有人说什么王安石如何排挤欧阳修，如何讥刺欧阳修云云，甚至将其写进了《宋史》本传，流毒甚广。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不值一驳。本篇祭文仍在，每读皆被荆公之真情深识所动，越发感觉后世诬蔑者之肤浅狭隘。呜呼，韩文公驳斥当年诬蔑张巡、许远二英雄时常谈那些小人不能“成人之美”。孔子云：“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①[①《论语·颜渊》。
]都是很深刻的人生感悟。
六月十五，王安石回到江宁府南郊牛首山下的家中。他来到前几年自己在宅院中精心设置的花圃前，看到牡丹、芍药等各种花儿都已经枯萎飘零，心情有些黯然。
几年来，日夜操劳，连赏花的时间都没有，今天有这种闲情逸致，可花儿又都凋谢了。他酝酿成一首七言绝句《初到金陵》以抒写自己的心境：
江湖归不及花时，空绕扶疏绿玉枝。夜值去年看蓓蕾，昼眠今日看纷披。
（卷四四）
去年想看花儿，可白天没有时间，晚上值班时才抽出点空去看一看，结果花儿还没有开，只能是欣赏一下花儿的蓓蕾罢了。今年有时间，白天也有时间可以出去看花儿，可花儿又都凋谢了。王安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第五节？金陵晚秋
王安石的家在江宁城南郊的牛首山下。自从王益葬在这里后，王安石一家就居住在此地。这里山清水秀，景色优美，距江宁县城四十里，过了江宁县城就是江宁府所在地，千古帝王之州——繁华的金陵了。
金陵从三国时期的东吴开始，直到陈朝灭亡，先后是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的首都，故通常称之为“六朝古都”。
五代时的南唐也把首都建在这里，李后主《虞美人》词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所怀念的“雕栏玉砌”指的就是南唐故国的宫殿。而南唐故国的宫殿真的直到此时还在，只是主人已改，做了北宋江宁府的衙门。所以在当时州府一级的衙门中，江宁府的衙门建筑规模最大，金碧辉煌，颇有气势。
王安石虽然曾经出任过江宁知府，但因为政务繁忙并没有闲情逸致去游览这里的名胜古迹。这次不同了，虽然还有一些职衔，但都是虚的，没有任何实际的工作，真正闲了下来，他要好好游逛一番。
金陵是六朝古都，曾经几度繁华。它位于长江下游的东南岸，东距长江入海口的直线距离大约三百多公里，西有辽阔平坦的江淮平原，东连富饶美丽的江南鱼米之乡，周围有群山环绕，地势险要，自古就有“虎踞龙蟠”之称。
金陵的西面是气势磅礴的长江，东、南、北三面有起伏不平的山岭。浩瀚的长江从西北方向流经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西侧后折而向东，奔流入海，著名的秦淮河如同一条银色的玉带由东南方向向西北方向斜穿过市区，汇入滔滔东流的长江。玄武湖和莫愁湖仿佛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秦淮河的两边。
从金陵到京口（今江苏镇江）之间有所谓的宁镇山脉，宁镇山脉西部的边缘分成三个小支脉，环绕在金陵的东、南、北三个方向。王安石家所在的牛首山属于南面的支脉。
牛首山也叫牛头山，山顶上有两峰，遥遥相对，如同古代都城建筑的双阙，山上还有一座唐代建造的砖塔。紧邻牛首山的南边是祖堂山，山下有五代时期南唐小皇朝的两个皇帝的陵墓。南唐一共有三代皇帝，后主就是有名的词人李煜，因为亡国成为囚徒，当然也就没有建造陵园的资格。而他的爷爷烈祖李昪和爸爸中主李璟则被埋在祖堂山脚下。
到家后，免不了许多亲朋前来慰问，每日送往迎来，也挺忙碌的。数日后才得清闲。好朋友王微之来访，邀请王安石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王安石自然应允。二人不骑马，也不带随从，出了大门信步向南走去。
初秋时节，酷暑早已消退，正是游山玩水的最好季节。和煦的清风徐徐吹来，不凉也不热。漫不经心地走在林间小路上，心中毫无挂碍，那种境界真是舒服极了。二人边走边聊，不知不觉间来到祖堂山脚下南唐李氏二祖的古墓旁。
荒冢古墓，断碑残垣，散漫无序的牛羊在陵园里吃草啃树，闲散无拘的樵夫牧童在荒坟边砍柴吹笛，一派荒凉的景象。二人触景生情，话题不知不觉间便转到了南唐故国的往事上。
南唐的建立者李昪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英雄人物。他从小受过无数的人生磨难，为人养子，经过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才创立南唐。
据李昪自己说他是地地道道的李唐王朝的宗室，是李渊的后代，所以在政治方面有很大的优越性，周边各国与南唐建立外交关系的就有三十多个。当时国势强盛，地域广大，在同时诸国中是个泱泱大国，其实力不亚于占据中原的所谓正统国家。
可是，烈祖李昪死后，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都是昏庸不明之辈，一味追求享乐，不思振作，更主要的是没有治国安邦的政治才能。不到二十年时间，就把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弄得贫穷落后，终于被后起的北宋王朝灭掉。正因如此，他们的坟墓才会如此荒凉。
朝代的兴衰更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那些昏庸腐败的亡国之君依然会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王微之就此事作了一首诗，王安石读后，怅然有感，也和作一首曰《和微之重感南唐事》：
叔宝倾陈衍弊梁，可嗟曾不见兴亡。斋祠父子终身费，酣咏君臣举国荒。南狩皖山非故地，北师淮水失名王。天移四海归真主，谁诱昏童肯用良？
（卷三○）
王安石以辛辣的笔法讽刺了那些昏庸失国的君主。其大意是说，陈后主陈叔宝荒淫误国，丢掉了万里江山；梁武帝萧衍迷信于旁门左道而使社稷倾颓。可惜的是同样在金陵建立王朝的李璟、李煜父子好像没有看到这些亡国之君的前车之鉴，未能吸取他们的教训，君臣沉迷于吟诗赋词，举国荒淫怠惰，终于蹈其覆辙，国破家亡，这才使李昪、李璟父子二人的庙前断了香火。最后一句把其亡国的原因归结到不能任用良臣贤才的方面，可以说是大有深意的。
深秋的一天，王安石身穿便服，也不带随从，只带一名家人到金陵城里游览，他登上秦淮河和长江交汇处岸边高地的一个酒楼，凭栏极目远眺。
只见满目秋色，江水滔滔，江面上烟雨蒙蒙，一只鸟从远处飞来，几只小船正顺江而下，景色凄凉黯淡，天地广阔，江水悠悠，王安石顿时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他吟成一诗道：
怀乡访古事悠悠，独上江城满目秋。一鸟带烟来别渚，数帆和雨下归舟。萧萧暮吹惊红叶，惨惨寒云压旧楼。故国凄凉谁与问，人心无复更风流。
（卷三七）
心情不太好，王安石随便走进这座酒楼的一个雅间，点了几样可口的炒菜，要了一壶上等好酒，自斟自饮起来。几杯酒下肚，王安石想起自己这几年刻意变法的经过来。
在这几年里，各种人物纷纷登台亮相。官场中，如果从对待事业的态度方面来进行考察的话，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干事的，一种是整事的，一种是混事的。
干事的人一心扑在事业上，只想把事业干好，其出发点是对整个天下负责，对百姓负责，对历史负责。但干事就要接触具体问题，就要得罪一些人，天下大治，部门大治，邪人不利，所以干事业的人常常遭受挫折，这也是理之必然。
商鞅变法，秦国大治，本人却被车裂；吴起相楚，国富民强，拓疆展土，自身偏被乱箭射死。桑弘羊提倡盐铁官营，本来是利国利民之举，可后世却一直遭到非议。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自己变法以来，就曾多次被人含沙射影地指责为是商鞅和桑弘羊之流。干事难啊！
整事的人则专门好无中生有，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好混水摸鱼，捞取好处。这类人往往专门会看风使舵，精于谄媚之术，经常出入于权贵之家，胁肩谄笑，阴阳人，两面脸，虽然没有什么真本事，但因为会溜须拍马而得势。别看官家的事一样也干不好，可自己家的事却经营得条条是道，安排得井井有条。
与干事的人比起来，这种人因为付出的极少而得到的极多，反而容易受到世俗绝大多数人的羡慕。但是，一万个庸人俗子的羡慕，也不如几位高尚的深知事理之人的崇敬更有价值。媚世取容，这本身就是很庸俗的。
混事的人则浑浑噩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响不响也不管。此类人虽然不会有什么政绩，但也不会有什么罪过。而这种人在官场中始终是大多数。
天色渐晚，夕阳只剩下一抹血红色的余晖，映照在楼头之上。王安石付过饭钱，携带仆人再次来到刚才凭栏的地方。雨过天晴，天色如洗，晴空万里。举目远眺，长江从遥远的西南方向流来，朝遥远的东方流去，水面澄净明澈，不远处青翠的山峰如同刚刚洗过一般。残阳中来往船只在江面上缓缓行驶，一家家酒馆的门口都斜挂着幌子，在秋风的吹拂下轻轻飘摆。江面上还有一艘艘彩绘精美的游船，云淡星稀，河的对面飞起一群白鹭，那景致真是太美了，再高明的画师也难以画出这种神韵。王安石陶醉于眼前的美景之中，惆怅顿消，不由自主地来了兴致，高吟出一曲《桂枝香》来：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卷八○）
本词题为《金陵怀古》，在当时就成为众口流传的名篇。据说当时以此为题并都用《桂枝香》为词牌作词的有三十多人，而这首词在这三十多首词作中独领风骚。
王安石并不以词作名世，但这首词作却是难得的精品。韩文公云：“气盛而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是说人的道德学术修养如果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他所写的文章一定是合于圣人之道的，也一定是精美的，真是千古不替的真理。后来苏轼见到本词后，叹息道：“此老乃野狐精也。”
这一天，王安石还算很开心。
王安石本想彻底地休息一下，完全不过问朝廷之事。可他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从金陵游览回来后，他又有些忧心忡忡了。新法到底推行得怎么样呢？西北形势又如何呢？可千万不要因为我离开相位而影响了国家大事啊！
王安石变法同盟者好友陈升之回乡途中来探望王安石，给他带来好的消息。
元丰元年（1078）夏季的一天，王安石接到驿站送来的一封书信，打开细看，是好友陈升之写来的，内容是说他已经离开朝廷，带着一大堆职衔回家隐居，途中经过金陵，要来拜访王安石，三天后就会到达，请王安石到渡口去迎接。
和王安石同时工作过的陈升之罢相后，以镇江军节度使的身份判扬州，实际没有实职，朝廷也依照惯例给他许多待遇。陈升之和王安石的做法正好相反，他只要出门，便派头十足，陆地上前面鸣锣开道，紧跟着是仪仗队，地方官吏也要送往迎来。如果水路，也是乘坐豪华的客轮，旌旗招展，前呼后拥。只要是他一经过，就要弄出点动静来，让那里的百姓知道有大官经过。
因为途中经过金陵，他便想前去探望王安石。因为他们都是朝廷高官，因此陈升之特意请示皇帝，得到万岁的批准，那叫奉旨探望前宰相，于是这派头就更足更大了。从扬州出发，沿着长江而西行，楼船衔接，前面有开路引导船，一切船只都要回避，陆地上有人向前面的地方官报告，虽非惊天动地，也搞得四邻不安。
王安石听说陈升之要来看望他，他太了解陈升之了，知道不能不搞排场。他也不好意思阻止，于是便自己亲自到江边去迎接。他自己依旧骑着那头小毛驴，让仆人雇了个二人抬的小轿给陈升之坐。来到江边静静等候。
陈升之快到江边才发现荆国公王安石已经到了，仆人拉着小毛驴，王安石旁边一个小轿，是二人抬的，最简陋最轻便的轿子。王安石也看到陈升之了，向他拱手作揖表示欢迎。陈升之急忙制止其他人的喧哗和一切仪式，向王安石还礼，接着下船，乘坐那个他从来没有坐过的小轿跟随王安石来到牛首山下简陋的住所中。
从此之后，陈升之再也不讲排场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