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三○三年，西晋太安二年，王羲之出生于琅邪（后亦称琅琊，今山东临沂市）都乡南仁里。父王旷，母卫氏。
当时的中国，确切地说是中华民族，已经走过数千年的文明之路。尽管上古的传说半裸半藏，但已呈现出宏博广大、斑驳多彩的东方气象。信史记载的文字以历朝历代的钟鼎、丝帛、石器、陶器、庙堂、皇陵、玉器、绘画等等，一一作着证明。经秦、汉、三国至于魏晋，中国文化的本体已经具备了底蕴深厚、样式丰富、色彩绚丽、蔚为壮观的大成风范，此时应当产生、也足以产生让人叹为观止的文化巨人。如果说上古播下的是中华文化的种子，到春秋时已经形成草木葳蕤、品类繁复、不乏珍奇的园圃，至于两汉魏晋，就形成了万花争艳的局面。不仅文学（文字、散文、诗歌等）、艺术（绘画、书法、玉石、陶瓷、音乐等）都有了巅峰之作，科技（造纸、纺织、冶金等）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华文化的积累已相当深厚。汉末社会动荡，儒家独尊的文化统制几近瓦解，纲常崩溃，佛道兴发，玄学茂盛，中华大地上再次出现思想上挣脱桎梏、艺术上推陈出新的局面，相对散乱的政治环境派生出另类自由，这有利于文化大树的繁衍生长。王羲之与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大背景。
关于王羲之出生的时间，有几种说法，各有论据，而以晋惠帝太安二年，即公元三○三年，最为可信。
关于王羲之的出生地，史料只写祖籍“琅邪国临沂都乡南仁里”，这一说法虽然具体，但又不很确指。琅邪，是当时朝廷封给诸侯的一个地方属国，幅员相当于州郡，但地位较一般郡国要高一些，和青、徐、雍、扬等州的地位差不多。现存临沂王羲之故居是琅邪王氏家族的旧府。永嘉南渡，王家不得不背井离乡，遂将其家宅捐给寺庙，是为后来的普照寺。一千七百多年的风风雨雨，王家辗转流离，兴衰颠簸，即使有些许记载，也难长存至今，故未见有关王羲之出生方面的更为详细的资料。
琅邪王氏的祖籍是都乡南仁里，这没有疑义。但王羲之本人的出生地未必就在距临沂城十多公里的南仁里村。当是时，王家已是琅邪一地最大的士族贵胄，临沂城里有其庄园大宅，故子女生育之事既有可能选在交通、医疗、饮食等较为方便的城里，也有可能选在风光秀丽、相对安静的南仁里。从时局看，当时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四处烽烟，许多曾经繁荣的城市都已沦为废墟（如三国时期长安城的居民曾降到不足三万人，因而不能担当首都的地位）。琅邪背靠齐鲁，面朝淮、扬，西邻徐、兖，东至海岱，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三国至魏晋，这里一直被战乱所侵扰。王家选择相对安宁的乡村分娩生育，也有可能。
南仁里村，地处沂蒙山前麓、临郯苍平原的北沿。如果将沂蒙山看成一片殿宇或一处宅院，这里就是殿前的广场或宅前的禾场。南仁里四周山清水秀，土地肥沃，林木葱茏，是个幽静的村落。沂河从这里流过，清水泱泱，田地广阔，乡人过着自给自足的耕读生活。南仁里这个村名，起源应当早于秦汉。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南仁里的村名几经改动，现名为孝友村，属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办事处管辖。至于“都乡”，可能有琅邪“国都附近乡村”之意，类似京畿、京郊的意味。
南仁里的村外有两个较大的池塘，所以，有一段时间这里改叫双湖村。南仁里的原始位置并非现在的孝友村。三国魏晋时，该村的实际位置在今孝友村以北大约一里外的一片平地上。唐末社会动荡，黄巢起义，烽火连天，加上灾荒，琅邪一带屡经战乱，尸横遍野，腐烂的尸体严重污染了当时的水源，传染病肆虐，瘟疫夺去王家许多生命。为生存计，王家抛弃了地势相对低洼的旧南仁里，整村搬迁到现在这个地势相对较高又靠近清洁水源的地方，这就是现在的孝友村之所在。
隋唐时，该村还叫南仁里。至于宋，当地人则称其为“双湖”，包括东双湖和西双湖两个村子。明嘉靖年间，皇帝巡幸琅邪临沂时询问此处的贤人名胜，臣僚向皇帝介绍了南仁里的王家事迹，主要是王祥、王览、王羲之等人的故事。经过历代的宣讲传播，王家已经拥有了孝圣、友圣、书圣的高尚名声，称誉遍及朝野，嘉靖皇帝听后大为感叹，遂将该村改名为孝友村。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日。
至于今，当地人还有人以“双湖”称呼孝友村，是为了便利顺口，也符合这里的地理特点。原南仁里因为人口繁衍，规模陆续扩大，散居于两个大池塘的东西南北，所以有了东双湖和西双湖的分别。贯穿两个池塘的是一条小河，叫孝感河。孝感河的下游与柳青河交汇，最终流入沂河。沂河的那一边，是诸葛亮的祖籍地沂南县阳都。本书作者在琅邪王氏后人、八十三岁的王东山先生指导下瞻仰了王氏祠堂。王东山先生拿出厚厚一册《琅邪王氏族谱》，简述了这个大家族的传承脉络。王先生坚信，王羲之就出生在这个村，后来去了建邺，住在乌衣巷。
自秦汉以来，王家在其祖籍地的血脉从未中断过。一个延续两千多年的村庄，足以形成其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这两个村子从地理上看是连接在一起的，西村较大，东村略小。可以推想，一千七百年前的南仁里村远不如现在的大，人均占有耕地也远比现在多，这有利于建立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王祥、王览时期的南仁里是个风景秀丽的北方村落，到处长满庄稼，林木连成一片，河湖里边鱼虾甚多。王祥发迹前，王家并非声名显赫的富贵大家。从王祥的后母驱使他照看村外的枣树，强逼王祥大冬天到河里逮鱼下饭，就能推想出王家当年的生活状况，钟鼎玉食的贵族大家是不会亲自去河湖里捞鱼摸虾的。
王祥、王览兄弟后来受到朝廷的器重，当了大官，情况就不同了。王家何时有了临沂城里的深宅大院，史无记载。合理的推想是：王祥、王览兄弟以孝悌、节俭、淳朴、友爱为家风并因此享誉当时，二人相继成为朝廷命官，政治地位提升的同时经济力量势必得到快速提升。除了朝廷规定的俸禄，应当还有大量的物质奖赏和土地封赠，王家因此而飞黄腾达，自不待说。由于公务活动的方便，兼及地位和名声，王家需要在城里有新的住处，祖籍的老屋也有翻新扩大的必要，不然不符合身份。但是，因为王氏兄弟是以道德楷模称誉于当时的，所以王家不可能一当了大官马上就兴建高门府邸。即使在临沂城置办了自己的家宅大院，乡下的简朴住房应当依然保存。魏晋时期，地租是大家族的主要经济收入之一，王家发迹以后应当有很多佃户，地租是其重要经济来源。史书上所称之部曲，主要是指王家的佃户。
王祥的仕途横跨魏晋两朝，前半截在魏，后半截在晋，可谓两朝元老。曹魏末期，司马氏专权，生杀随意，臣僚人人自危，祸福吉凶常在旦夕之间，王祥处事谨慎，遵规守制，为人低调而沉着，他在出仕的前期未必大兴土木建造府邸。王祥生平的后半期，晋武帝当政，极力倡导节俭，上行下效，一度成为风气，王家如在当时大造府邸炫示豪华，绝非明智之举。由此推想，临沂城里的王家府邸，应是在晋武帝司马炎当政后期所建造。那时奢靡之风盛行，豪门炫耀，王家建造一两处宅子，不会授人以柄。
王祥、王览兄弟为第一代，传至王含、王基、王政，是第二代，王导、王敦、王旷已是第三代。王羲之是王览的曾孙。此时王家不仅拥有位于祖籍地的宽大居所和众多田产，在城里也拥有规模很大的宅邸。因此，无论王羲之出生在南仁里还是临沂城，都会享受仕宦大家特有的优渥而精致的生活。即便生在乡村，条件也不会很差。这里山林幽美，池塘宽大，又有大小河流，水产丰富，而旷野之中良田无际，即使一般耕读人家，正常年头也不愁衣食，况王氏已是四代仕宦，自是锦衣玉食，出入车马，更有仆人侍候，官宦显荣，书香缥缈，非一般农家所能比。因此，王羲之的婴幼时期，应是幸福的。
王氏后人深以先贤祖宗为自豪。王东山先生说，绍兴（即会稽，王羲之后期主要活动地）那边常有人来祭祖，两地交流颇多。在孝友村散步行走，瞻仰王家的深宅大院雕梁画栋，看香烟缭绕、斜阳草树，听车马人声，至今还能感到仕宦贵族那种世代累积、绵延层叠、盘根错节的血脉气息。对比古今，人们可以清晰地见到社会的进步，有些方面不可同日而语。**烽火早已湮灭，千年血腥都已化为土壤，如今这里是一片清平安宁的景象，人民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再无须逃难颠沛，再无须倒悬于苛捐杂税、劳役抓丁。苦难的缺失让当代人很难切身体会王羲之当年的浩茫心事。
每个生命的降世大致是相同的：赤裸而来，伴随着痛苦、鲜血与哭喊。这痛苦一半来自母亲——十月妊娠自是不易，抚养和教育更是重负，连绵百年，无法推卸。当基因为其生发繁衍而兴奋时，新生命则须直面天命与无常。谁也不知道一个人的今生今世将走过怎样的道路，未来充满变数。大道看似循环，其实并非儿戏，这也是宿命的趣味和奥秘。羲之的父母没有留下关于新生儿的记载，我们只能在其生命的轨迹中去搜寻，并不可避免地要寄予合理的想象、今人的感叹和哲学的冥思。
这个生命如今有了名字，他叫王羲之，字逸少，号澹斋，乳名阿菟。名与字都很文气，这也是士族大家的血脉风范。按当地风俗，大人呼唤婴孩多以乳名，即使孩子入学以后，长辈仍有资格称呼小儿乳名。为什么给王羲之起名阿菟，史无记载。按字典解释，其义有三：一是菟丝，亦称菟丝子，药草名，盘于豆科植物或杂草茎叶上，吸收其养分生长，其子可入药；二是於菟，老虎的别称；三是菟裘，意思是某处不可居须另择营生之地。以上三义，作者以为最可取的是第二种，即小老虎。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强壮威武，像一只小虎似的——其义颇佳。
若取第一种含义，亦不为非。乡村有古风，即小孩子的乳名越是不雅，这孩子的生命越是扎实安全，故农人多有给孩子起极俗小名的，如狗剩、腻歪、恶英、栓柱、铜锁，等等，全是为了“好养”。道家有阴阳两界之说，如果一个孩子有了粗陋的名字，鬼神在卯簿上可能找不到他们（这大概和早期汉文字不够丰足有关系），由此，当事人便可安全偷生，好像办了个山寨户口本。如果“阿菟”这个乳名中有追求普通、皮实、好生长的含义，也是有些意味的。众所周知，菟丝子是一种极易繁衍的寄生植物，生生不息，几乎任何地方都能生长。
名字是一个人的符号，和一二三四、甲乙丙丁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名字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含义，其中包括了父母的愿望和祝福，涵蓄着长辈的价值观、文化教养和处事风格，当然也有意无意地迎合着时代的审美。“这个人”的名字实际上是“那些人”的共同寄托，并不能完全说明“这个”生命的自身诉求，也不能预言将来会如何。正因此，生命才具有了特别的、个人的、唯一的意义。他（或她）具备什么样的禀赋，将来是什么性格，在人世间会作出什么样的努力，环境将给予他（或她）怎样的机会，归宿如何，还要外界和本身去作综合的实际描述。生命的偶然性之所以被哲人视为无常，不仅因为内外两重的“不得已”，还有不可知的内在渴望和自我完成。
王羲之是幸运的。他出生于一个显贵之家，不是一般的显贵，而是魏晋时期中国的第一望族。西晋时，临沂属琅邪国。琅邪地广千里，望族大姓甚多，有王氏、诸葛氏、颜氏、符氏、刘氏、萧氏等，而王氏称“首望之家”。两晋时，琅邪王氏达到了鼎盛期。历史有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然而琅邪王家的血脉却延续千年而不衰。从东晋的“王与马共天下”到隋唐、两宋以至于明清，历代都有名人显要，可谓星辰满天、树大根深，皎然无愧于“第一大家”之称。这是一个家族的奇迹，其中有许多文化课题值得后人深思。
生于这样一个在政治上举足轻重、经济上宽裕优渥、文化上底蕴深厚的家族，相对于一般百姓，王羲之生来就拥有太多资源——不仅物质的，还有地位、名望、教育、文化积累、艺术氛围等诸方面的优越。这些条件，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试想，一个从小浸淫于书法世家的孩童和一个每天和锄头镰刀打交道很少见到纸张笔墨、拓本法帖的孩子，其艺术发展空间能相同吗？所以有人说出生就是命运，即便禀赋相近，归宿也会大不相同，后天的努力就另说了。
另一方面，王羲之出生时的外部环境又是极其恶劣的。一个动荡的社会，一个充满惨烈厮杀的年代，大家族的日子并不比寻常人家更轻松。可以这么说，整个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为腐朽、最为专制、最为保守的政权之一。皇帝昏庸、官吏腐败、清谈盛行、战乱频仍、国势衰颓，人民处于连绵百年的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灾难深重的现实，自东汉末期至魏晋，未曾稍息。虽然后人因此写下脍炙人口的演义故事，但彼时彼地的黑暗、残暴、民不聊生，即使是统治者纂修的正史也无法掩饰。徐州一战，曹操杀死几十万人，而在号称清新质朴的建安文学中也只有悲歌一曲：千里无一人，白骨遍于野……本章以下部分，将简述王羲之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风貌。作为一本历史人物的传记，这种时空描述是必要的。笔者希望和读者一起暂时将视角离开传主本人，去粗略认识一千六百年前王羲之所处的时代，从而更客观地去理解主人公生活与生命中的那些扑朔迷离的、需要推敲的、耐人寻味的个性表现，尤其是那些深刻影响他的精神与心理层面的因素。为求深入细致，须得片刻饶舌。待完成全书阅读之后，读者自能会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