羲之的第三位老师，是叔叔王廙。
就艺术才能，就文学修养之全面，可以说，王廙是东晋第一人。他多才多艺，好学能文，工书、画，晓音律，射御、博弈、杂艺等，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在书法上，王廙能章楷，又善楷书，嫡传钟繇之法，尤工于草隶飞白。王廙同时也是卫氏书法的优秀继承者，为一时之大家。在卫夫人之后，由王廙接任王羲之的书法教师，真乃天意所赐。如果说王羲之在书法上的成就有其客观的、优越的、别人无法企及的条件，那就是他的三个老师——其他人哪有这样的条件啊。
王廙不仅书、画名重一时。史有公论：“自过江，右军之前，廙书为最。”“其飞白志气极古，垂雕鹗之翅羽，类旌旗之卷舒。”王廙“画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廙是继东汉蔡邕之后又一个将书、画、文多种艺术元素相结合的人。文学是艺术的根本，书画则可以达至玄妙。如果一个人的文学修养不足，其书画容易流于浮薄，或竟落入杂耍；而不通书画，文学家终少蕴藉态度，作品很难达于诗意。王廙则不同，他是个艺术全才，是当时堪称大师级的人物。尤为可贵的是，在绘画理论方面，王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划时代的纲领，那就是：创作要“行己之道”，即注重继承但不因袭前人，走自己的路子。王廙所建立的自画、自书理论，在当时就有着积极而重大的影响，推动了魏晋书法和绘画齐头并进，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结合渗透关系，并融合了诗、文。这一文艺样式，其影响之幽深绵远，至于今日。自王廙起，经隋唐，至宋元，中国文人画终于形成了一种综合艺术形式：既有一手好画，又有一手好字，能诗善文，讲究题跋，后来又有了治印——将金石纳入画面——各种因素一起，构成一种丰富多彩的、有意味的丘壑布局。后世的中国画形式，首创于王廙，他的倡导和影响具有源流的历史意义。可以说，王廙是文人画的祖师爷。
当然，绝不能因此就否定卫夫人的功绩，如果说卫夫人是书法上必须走过的桥，王廙则是桥上的画廊。初来建邺，羲之还是个稚童，虽然他已从父母那里得到基本的启蒙，掌握了用笔、姿势、浓淡、格式、笔画、行距、字距等学问，对书法的基本要领有了最初的认知，但是，真正将字写出某种精神从而进入艺术的范畴，是靠了卫夫人的教导。可以这么说，卫夫人指导王羲之完成了对前人书法的全面继承，这个基础铺垫至关重要。史料说羲之“七岁善书”，意思是“字写得已经很不错了”。实际上，卫夫人不久就发现“此子将蔽我名”，因此主动结束了她对羲之的那段承前启后的书法艺术教育。这不仅说明幼年的王羲之在书法上已经露出大家风范的端倪，也可以看出卫夫人洞察艺术起止的能力。
乌衣巷时期，王廙成为王羲之的中后期书法教师，这是羲之的幸运。作为叔叔，作为一位当时首屈一指的大艺术家，王廙对羲之充满了舔犊之情，爱护有加，深许之且力勉之。他详细查看了羲之的既有成就，深入了解了这个说话不多但内心聪慧的侄子，有的放矢地提出了自己的教学计划。
王廙要侄子羲之首先学习陆机。
陆机，字士衡，吴郡人，吴国大将军陆逊的孙子，曾任平原内史等职。后被司马颖所杀，享年四十三岁（下一章有述）。陆机长于诗、书。其《平复帖》九行，为章草字体，但无挑笔波势，略似“草稿书”。据南宋《宣和书谱》云：此帖作于晋武帝初年。由此可见，此帖比王羲之《兰亭序》要早许多年，当属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最古的书帖之一。明代书家董其昌亦云：此为“晋初开山第一祖墨”。
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文赋》的作者。他的书法，在书坛有一定地位，王僧虔、庾肩吾等对此都曾有过记述。《平复帖》的内容是作者陆机写给友人的一个信札，其中有病体“恐难平复”字样，故名。字为章草，但无挑波，和《淳化阁帖》所收卫瓘《顿首州民帖》体段相近。大约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实用书体。王僧虔曾说陆机的字：“吴士书也，无以校其多少。”李嗣真说：“陆平原、李夫人犹带古风。”这说明，当时吴地的书法比较守旧且有点儿地方风格，在当时的书法中比较特别。看此帖之字，确有点儿奇幻难读，这当不是个人偶然为之的现象。此书使用秃笔书写，笔法质朴老健，笔画盘丝屈铁，结体茂密自然，富有天趣。在现在见到的同时期及其以前的墨迹中是很突出的。故今人启功先生曾有诗说：“十年遍校流沙简，《平复》无惭署墨皇。”
王廙之所以推荐羲之学习陆机的《平复帖》，有三个原因：首先，陆机是文学和书法兼通的大才子；其次，陆机此人个性鲜明，为文激情迸发，笔墨才气张扬，不失古法又有创新，风格迥异于旁人。羲之生性腼腆、内向、寡言，胸中似有郁闷之气。王廙希望用陆机的旷达风格引导散发羲之的内在热情，促使其融入书法之中，以求脱掉天生的严肃套路。第三，羲之从卫夫人那里取得书法规矩，但略嫌拘谨，陆机之风，可以帮助羲之尽早脱出卫夫人书风的无形藩篱。王廙注重才华和个性的自然流溢，羲之的书法要想走出婉约的桎捁，必须张扬雄奇之气。
初读《平复帖》，有些字，羲之几乎不能辨识。王廙没有让羲之一开始就模仿陆机的笔画，而是让他反复阅读，努力琢磨其中的味道，嗅出字里行间的气息。此虽王廙的一句点拨之语，但却引起羲之的极大兴趣。他对王廙叔叔的话极为感佩，面对《平复帖》，他没有急于用笔，而是切磋琢磨，心领神会。在好长一段时间里，王廙不让侄子动笔，只是看，看，看，一直看到心里，读至心中有一种狂放之气直冲喉咙以至于无法遏止非要泼洒笔墨不可的地步。终于，羲之达到了叔叔所说的那种境界，于是提笔横扫，宣纸上留下龙蛇形迹，似与不似，全不在计较之中。
叔叔王廙看了，眼里流出满意的笑容：此子可教也！
其后，王羲之的书法上了一个台阶。我们不妨试将《兰亭集序》和卫夫人的书法作一比较。二者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前者有挥洒之美，而后者则少一些自由烂漫。前者具有深藏而浅出的随意，优雅涵养于黄泉九重之间，而后者多少还有些拿捏，甚至叫人意识到作者是在写字，缺少那种音乐流淌的韵律感。这一区别，非同小可，没有绝高的艺术感悟能力，是不可能达至的。向使没有王廙所教，王羲之可能还要沉湎于卫夫人的风格之中，甚至于延宕许多年逃脱不出，也是说不定的事呢。另一方面，这也说明王羲之在书法艺术上的天才禀赋。笔画易学，精神难求，高明的书法家很快就能领会一种书帖的内在精神并能渗透到自己的书写中，这不是轻而易举的。很多书法家轻易就能走进某种天地，但却一辈子跳不出来，于是乎津津自诩，夜郎得意，以至于老死不知桃源何在，可悲也夫！
从卫夫人的规矩破茧而出之后，王廙要羲之再学索靖的书法。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是东汉大书法家张芝的姐姐之孙，亦即张芝的甥孙，六十五岁去世。索靖历官征南将军司马，工于书法，特善章草。索靖的章草书承传张芝草法而有所变革，这正是王廙看重的优点。索靖之书，贵在骨势峻迈，笔力惊绝。评者以为“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馀姿，张不及索”。《晋书》本传云：尚书令卫瓘与索靖俱以善草书知名，然远不能及靖。索靖著有《草书状》，论及草书之流变。羲之叔父王廙曾四叠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缀衣中以渡江，后以之传授羲之。此草书帖传至唐代，被豆卢器所得时，折叠之迹犹存。
众所周知，书札纸帛，一折为二，二折为四，至于四折，一件作品就是十六页了。一件偌大的书帖被折为四，是为了携带方便。这件事，足见士族大家的优越之处，也见出王廙对一流书家的作品的珍视。仓皇南渡，多少金银珍玩需要携带，可王廙带的是索靖的书法，王导带的是钟繇的《宣示表》。这些被传统文化浸润透彻的人物，看重的是这个！他们的秉承成了后人的模范，于是文化的火烛接力般照亮了大家族的历史前程。
经过这一轮练习，羲之从狂放不羁的陆机风格中复又回到章草正路。这不是重回老路的反复，而是螺旋式的进步。站在卫夫人铺垫的深厚基础之上，吞吐着大才子陆机般的自由桀骜之气，纵马扬鞭，徜徉在书法世界的海市蜃楼中，羲之看到了“荡遥浮世生万象”“群仙出没空明中”的情景。这时，只有这时，他才真正领略到艺术的奥妙——只缘四面青山在，无须与人争高低。时以章草享誉天下的庾翼曾经对羲之多有不屑，后来看到羲之用章草给他哥哥庾亮写的书信，只有叹服。
西晋末至于东晋，书法方面呈现出诸体兼有、并行不悖、少有变异、尚无新体的态势。从考古出土的拓片即书简看，这一时期兼有小篆、章草、隶书，也有一定数量的楷书。从王羲之留下的墨宝看，他既学过正楷（如《乐毅论》），也学过章草（如前期所写的书信），而隶书较少，小篆也少。所以，王羲之在书法上从小就接受了束缚较少的、与传统有一定距离的书体：章草、行书和楷书并有所突破——这和王廙的教导有着密切的关系。名师一言，胜似千金啊！
乌衣巷里，深宅大院，一扇朱红大门还在晨雾中酣睡呢，羲之就起来了。母亲早已收拾了饮食，羲之盥洗之后，坐到书案前，开始了他的早课。早课是念书，诸子百家，经史子集，都要涉猎，有些新出现的著述，如刘氏的《九章算术》，如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等。从羲之后来提到的文字，我们可以知道，羲之从小就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前人书籍，他都有深入的解读。
江南乃富庶之地，食物应比琅邪更丰富更美味。鱼米之乡，不缺粮食，也不缺鱼虾、肉食、蔬菜——营养足够了。饭后，叔叔王廙来。他先是批改羲之的昨日之习，加以评点，指示要诀。然后告诉羲之今天练习哪个书帖，简明讲述这一书帖的要领，并布置了作业：写多少字，如何结构精神，如何涵蓄气韵，注意风格流淌，等等。每隔一日，叔叔要羲之作一篇短文，或解释经典，或抒发胸臆，或推敲书法，务必要说理清晰，感受真切，言简意赅。于是，羲之开始了整整一个上午的学习。午间小憩，下午功课照常。羲之对学问、书法、绘画都有浓厚的兴趣，常常因此而废寝忘食，母亲不得不经常劝他到院里或巷外活动活动手脚。羲之秉性安静，不善言辞，很少出门去游动。疲倦时，他就歪在书房里的竹编凉榻上小憩片刻，继续翻书写字。这已经形成了习惯。
晚上，王廙公干回来，未曾用饭，先来这边批改侄子的作业。他端详着羲之的书法和文章，指出哪里写得好哪里还不够到位，优劣淘汰，对比高低，指认成败，一一说明道理所在，并嘱咐侄子树立自书自画的决心和信心——这不仅仅是书画风格问题，也是做人的要义——你不能循规蹈矩只顾步俗人之旧路！伟大的难产可能得到一个辉煌的婴儿，艺术在坎坷间留下难以模仿的脚印。羲之明白叔叔的用心用意，深以为然。
王廙告诉羲之：为此，你必须随时地把握好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才能写出诗意和风度来。羲之非常赞同叔叔的观点，也非常尊敬叔叔的才华——幸亏有这么一位大师指点迷津啊。羲之勤学苦练，胼手胝足，务求达到叔叔所要求的境界。由于天生聪慧，又能专心致志，羲之的书法有了突飞猛进的成就。
和卫夫人一样，王廙叔叔也定期举办展览。他叫羲之每过一些时日就把作业中的好字张贴出来，让族人和书家前来评点。有一次，王廙前来查看侄子的书法习字展览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却发现羲之在烧废纸，问，何以为此？羲之不好意思地说，看前日所涂鸦，无一满意，是故焚之，务必新书，以免羞赧。王廙赞许羲之的气魄，特别给予鼓励。他还要求羲之以后经常自评文字，去掉不如意的，留下最满意的，稍有瑕疵，则不能问世。
此后，王廙开始对羲之讲述他的书法新论，就是写出自己的风格来。王廙的自书自画论，深刻影响了王羲之的书法创作。正是因了王廙的理论，王羲之在艺术思想上拥有了自主自为的意识，解放性情，不拘一格，敢于冲破前人的藩篱，走上一条创新之路，终有大建树。古人有言：“立乎其上，得乎其中；立乎其中，得乎其下。”有没有名师指教，大不一样。名师高屋建瓴，学生的起步就高，在艺术上可以免走弯路，直奔峰巅。这一点，王羲之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经过父亲与两位宗师的教导，王羲之少年时代就登上了书法艺术的高峰，至少在隶书上堪称第一主峰。《晋书.王羲之传》：“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当时，河南陈留的阮裕有重名，为大将军王敦的主簿。王敦曾经对羲之说：你是我们王家的少年才俊，以后的盛名应当不亚于阮主簿吧。当初人们并不看重羲之，有“少不称奇”之说，经王敦这么大赞大赏，羲之的名望开始快速上升。
造纸与书法——并非多余的话说到王羲之的书法创新，有必要关注一下当时的造纸术。
造纸的起源，过去多沿用历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蔡伦传》的说法：纸是东汉时代宦官蔡伦于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发明的。其实，不是这样。古籍有记载，在蔡伦发明纸之前，已经有人使用纸张。《后汉书.贾逵传》提到：建初元年（76）汉章帝命贾逵选择成绩优秀的太学生两千人，奖给简、纸、经传各一通，用于书写。这说明，当时已用纸抄写书籍，时间早于蔡伦造纸近三十年。《东观汉记》中只记有“蔡伦典尚方作只纸”。此书作者刘珍、延笃等人是蔡伦同时代的人。如果蔡伦发明了纸，他们是不会不记载的。二十世纪以来，由于西汉古纸的发现，蔡伦发明纸的说法开始动摇，继而被否定。
蔡伦虽然不是纸的发明者，但他仍不失为一位造纸技术的革新和推广者。蔡伦认真总结了前人的经验，认为扩大造纸原料的来源，改进造纸技术，提高纸张质量，可以让纸张得到普遍的接受。蔡伦用树皮造纸，树皮是比麻类丰富得多的原料，这使纸的产量大幅度提高。树皮中所含的木素、果胶、蛋白质远比麻类高，因此树皮的脱胶、制浆、漂白要比麻类难度大。这促使蔡伦改进造纸的技术。西汉时利用石灰水制浆，东汉时改用草木灰水制浆，草木灰水有较大的碱性，有利于提高纸浆的质量。元兴元年（105），蔡伦把他在尚方制造出来的一批优质纸张献给汉和帝刘肇，和帝称赞他的才能，马上通令天下采用。这样，蔡伦的造纸方法很快传遍各地。
史书所记之《汉代造纸工艺流程图》，形象地再现了两汉时期的造纸术：将麻头、破布等原料经水浸、切碎、洗涤、蒸煮、漂洗、舂捣，加水配成悬浮的浆液，捞取纸浆，干燥后即成为纸张。汉和帝曾到缑氏巡视，很可能就是参观这里的造纸作坊和纸庄。当时的纸庄位于洛阳东约两千米，临洛河。这附近有造纸需要的优越的条件，造纸资源如麻、楮林等很是丰富，也不缺水。蔡伦献纸后，造纸技术和纸张广为流传。东汉末年，东莱人左伯也是一位造纸能手。他造的纸，比蔡侯纸更为白洁细腻。东莱即现在的山东莱州，与琅邪近在咫尺，黄淮、江淮、京兆地区应首得其惠。赵岐所著《三辅决录》中提到左伯的纸、张艺的笔、韦诞的墨，说此三者是当时名贵优质的书写工具。笔、墨和纸并列，说明纸已是当时常用的书写材料。
两晋是造纸术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书写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代，纸在其中起了重大的媒介作用。因抄写左思的《三都赋》而有了“洛阳纸贵”的成语，说明西晋时期纸已经成为继甲骨、青铜、竹简、木牍、缣帛之后最为普及的书写用具。到公元三、四世纪，纸基本上取代了简帛，成为唯一的书写材料。
公元四世纪，正是王羲之所在的时代。由于纸的普及，书写成本大大降低，书艺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试想，如果写字必须用绢帛，那成本是非常昂贵的。当时，就连贵族都没有几件丝绸缣帛，士族平时大多穿麻布，谁肯舍得钱财买了丝绸布帛在上面随手练字啊！即使是贵族，也不能放肆使用绢帛。当时皇帝只对那些立了大功的将军才奖给绢帛，书籍大都是用竹简制作成册的。
纸就不同了。纸的造价相对低廉，大家小户都能买得起，随手弄点儿劣等纸张，从烟囱里刮一点儿烟灰，拿水和了，做成墨，就能让孩子涂鸦写字，很是方便。考古学家和研究造纸的学者分析了王羲之当年使用的纸张，认为是蚕茧纸，而实验分析的结果却是枸树皮纸。这种树皮造出来的纸柔韧性好，光洁柔滑，最适用于书画。用树皮造纸的方法一出，纸就成为下里巴人，因为到处都有树皮，各地都能制造，于是纸坊四海开花。后来江南的泽雅又发明了用竹子造纸——南方到处都是竹子——？一种新型纸又产生了，当然，造价也很低。
纸不仅因成本低而迅速普及，它还改变了书写方式与书体。秦简是书写在竹片上的，一条一条的竹简，左右幅宽很窄，适合写篆字。因为竹简上能写字的空间就那么大，不能放开，笔画没法自由伸展，字体就只能是那种拘谨的样子，像是憋屈在框子里的豆芽。后来改用绢帛写字作画，但其书写方式——自右至左竖行写——还是继承了竹简的传统格式。有了纸，这种长条竹简的形式自然而然地就被打破了，作者可以在上下左右的很大空间里自由运笔，这大大解放了自古以来的书写状态，因此也就影响了书体的变化。于是乎，行书得到了发展的自由——挥洒自如，再不必顾忌笔墨落入竹简之外空隙之中。此时，要想把汉字束缚在旧有的条条框框里，已是不可能了。
想象王羲之当年练书写字的情状：窗明几净，书房里光线正好。王羲之洗手焚香，将笔墨备好，然后从案头拿过一张纸来。那是用枸树皮、苎麻、破布为材料做成的书画用纸。纸分几等，差的用来练字，好的用来创作或作文牍书札。看着洁白柔软的纸，王羲之不由得感叹：我生虽多舛，天道尚眷怜。人情白眼中，天然青睐悬。譬如案上纸，使我纵心猿。上下天地阔，左右眉边宽。承前循规矩，心性无须敛。可怜秦氏篆，局促在片简。蚕头因左窄，凤尾忌右悬。惴惴书写者，往往不开颜。向使无此物，书事何艰难。今日得纵情，焉能不谢天！
王羲之对纸是充满了感情的。纸，解放了他的心性，造就了他的行书。在旧有的材料上，前人的足迹已经足够辉煌。今日不同了，纸，让他可以放任性情一展身手；纸，让他挥洒笔墨，兴奋常在藩篱之外。他赞美能工巧匠，赞美科技成就，英雄有了纵马驰骋的平原。天地如此青睐时人，我当在此展现才情，不如此，无异于暴殄天物。叔叔王廙的教导音犹在耳，“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既然如此，我将不复囿于前人窠臼，标新立异的时候到了！
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从狭义上说，纸也是造就王羲之书法创新的基本因素之一。王羲之的旷世成就，和科技成果密切相关。试想，如果王羲之依然用竹简写字，用丝帛画画，持笔时该是何等惶遽——战战兢兢，难以落笔，哪里还能自由创造新体势！换了纸，情况完全不同。一张纸就值那么一点点儿钱，写错了，撕掉就是。后世画家之所以不怕“废画三千”，和纸张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是绢帛，如果是竹简，谁会随便扔掉！
两汉以来，大量书籍借助新的书写材料——纸——涌现出来。此前的书籍，春秋散文，诸子百家，都是写在竹简上的，携带、保存、阅读，都很麻烦，一般人家很难读到成捆成册的典籍。汉代就不同。造纸术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三千年以来的书写形式，技术的进步给文化造成了革命性的变化。很多书籍都印成纸质作品，不仅阅读方便，流传速度加快，也导致了更多的读物出现。
两晋南北朝甚至隋唐以后，还有人用绢帛作画，但这不能成为否定纸张促进书法进步的论据。再好的新事物也有人不喜欢，传统美感让人们保留了深切的怀旧心情，这就像电脑出现后很多作家还习惯于钢笔书写一样。他们总觉得键盘上的书写找不到感觉。王羲之从来没说鄙薄纸张的话，他的心性偏爱自由，富有艺术的前瞻力和创新求变的胆魄。他所倾心的，就是如何用纸写出最好的字来，而不是苦苦眷恋竹简绢帛。这是王羲之的高明处。
纸，眷顾所有写字的人；而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会将智慧的美丽回馈给纸。机会人人有，创新却寥寥无几，其间学问，多矣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