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深化，诸多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等）开始勃兴，且各学科无论是研究对象、方法，还是理论框架，亦在不断完善之中。然而，只有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却没有根本地改变，依然讲究“广集史料，细致爬梳、严谨考辨，小心求证”。其实，在不同的时期，只有那些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做出了正确战略判断的国家，才能获得历史的青睐，才能写出光辉的历史来。
中国是世界中的中国
毋庸置疑，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史学传统的国家。目前，中国的历史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是以古鉴今之庙堂史学，讲求宏观，旨在探索规律，冀以教化苍生，其代表作有《春秋》、《史记》等；第二，是求真求是之民间史学，讲求微观，旨在搞清史实，冀以考据自遣，以乾嘉学派集其大成。一直以来，中国似乎都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所以必然要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操控；而又是工具之工具，为同样作为教化工具的传统史学所驱使，即对历史的解释不是以事实为主体，而是以观念为主体。
如今，虽然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但是，中国有史以来所形成的传统史学的地位仍是坚固无比，即使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前，所有学术领域皆难免大受冲击，而史学却一枝独“秀”，成为历次政治运动、舆论宣传的得力工具。特别是在中小学，始终有这样一个历史教育逻辑，就是认为人类历史是共同的历史，落后和先进只不过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有着强烈的道德批判。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历史教育中道德批判比较强烈，更多强调这些大国的崛起是由于侵略和掠夺，而忽视了它们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机制。我们不否认，这些大国在崛起过程中的侵略和掠夺因素，但是，如果我们仅把目光放在这里，把目光停留在这一点，就不够全面。相反，我们应该真正挖掘出大国崛起的多方面因素，这对当前中国发展的借鉴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
另外，我们必须看到，随着对外学术交流发展和迫切需要，中国的史家不可能再像前辈那样孤芳自赏，闭门造车。对于学术评论来说，国外同行的评价与褒贬是值得重视的参照。而中国史学是巨大的客观存在，中国的两种史学传统，无论是以古鉴今的教化传统，还是求真求是的实证传统，既相辅相成，又合而为一，具有永恒的学术价值。在中国新史学形成（即传统史学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史学必然占据着学术本位，仍然是必须依靠的珍贵的学术资源。我们完全有能力在吸取异域文化某些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凭借着自身的学术资源，重新构建起属于中国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不能忽视这样的国家
中国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逐步走向了世界。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要让我们的学者、学生，而且要让我们所有的国民都充分地了解这个比我们国家本身要大得多的世界，特别是对世界大国兴衰的规律，应该有一个非常清醒的历史认知。比如，像葡萄牙、西班牙这样的国家，曾经是世界性的大国，是一个航海的大国，是一个殖民大国，他们也能够有自己的兴起，也能够在一个时代领先于世界潮流，这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作为中国，不能忽视这样一些在世界的发展过程中不能忽视的国家。整个人类文明是由不同民族共同创造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能够在世界上存在到现在，能够在世界上领先于一时，都有着其他国家不可替代的一些优点，或者说是特点。如果我们能够把每个国家的长处化作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那我们一定是最强的，一定是最好的。
中国评判史家，历来有自己的标准，讲求人品端方，思想深邃，目光如炬，心若止水，通今博古，文采上乘，德才学识兼而有之。然而在当今史学界，不少人却津津乐道于从诸如通晓外语几种、搜集史料几多、考证工夫几何等技术层面来评价学者，致使诸多史家视野狭窄，才思枯竭，史学文章骨瘦如柴，干瘪生硬，毫无情感之交融，才情之流淌。无形之中已将思想者矮化为匠人，将才子挤压成鲰生。其实，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不仅仅局限于工匠之技，更重要的是对历史整体的透彻领悟与远见卓识，能自觉致力于对一种大气象之营造，大格局之构筑与大规律之把握。在史家考订史实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其深厚的学养才智，是为天地立心的壮志豪情。史家诸多精彩之论，必然是从所谓的客观史料中推演出来，其间渗透着明察秋毫般敏锐，由表及里之颖悟，以及对万物机理之洞见，天地玄妙之探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