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李商隐
第一节？荆公新学的形成
王安石变法能够全面深入展开，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王安石思想和执政能力得以施展的缘故。由于当时社会危机深重，士人都希望有所改变。在庆历新政失败后，嘉祐年间（1056—106）这种求变的思潮并没有减退，反而更加强烈。南宋陈亮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①[①陈亮《龙川集》卷一一。
]朱熹在回答学生提问时说得更明白：“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②[②《朱子语类》卷一三〇。
]
王安石走上历史舞台，正是在这“合变时节”。王安石在庆历二年（104）进士及第，开始走向社会。庆历新政失败时，他刚刚走上仕途，一边观察一边思考一边刻苦读书，和当时许多士大夫一样，积极思考社会出路。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前，刻苦读书十几年，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改变社会积弱积贫状况的整体思路。大约在淮南做签书判官的时期，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开始形成。王安石早期著作《淮南杂说》《老子注》《易象论解》便是其全面思考天人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思想结晶。《淮南杂说》已经失传，但此书在当时流传极广，纷纷传阅评说，并认为此书很像《孟子》，给王安石带来极高的名誉。据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载：
先生曰：金陵在侍从时与老先生极相好，当时《淮南杂说》行乎时，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其时又有老苏，人以比荀子。但后来为执政，与老先生议论不合耳。
这段文字中的先生指马永卿的老师刘安世，金陵指王安石，老先生指刘安世的老师司马光，知道这几个人物关系就理解这段话的意思了。刘安世是司马光的学生，他对自己的学生马永卿说，王安石早年在和司马光同僚时二人关系极好，王安石的《淮南杂说》在当时流行天下，受到时人的推重，可知当时王安石学术思想的影响之大。
王安石的学生，变法派的中坚陆佃有一段话颇说明问题，在嘉祐、治平年间（1056—1067），“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指胡瑗）之学，予独疑焉。及得荆公《淮南杂说》与其《洪范传》，心独谓然，于是愿扫临川先生之门。后余见公，亦骤见称奖。语器言道，朝虚而往，暮实而归，觉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公一日也。”①[①陆佃《陶山集》卷一五《傅府君常墓志》。
]“语器言道，朝虚而往，暮实而归，觉平日就师十年，不如从公一日也。”每天谈论道和器的问题，早晨感觉很空虚前去，晚上则觉得满载而归。觉得平时跟从老师学习十年，还不如跟从王安石一日学习到的东西多。可以看出王安石不但学问好，而且善于讲解和辩论。
陆佃这里提到的《淮南杂说》虽然在当时名满天下，被广泛流传，但已经失传，便没有办法对其思想进行分析和阐释。而陆佃提到的另外一篇文章《洪范传》保留在《临川先生文集》第六十五卷中。同时是王安石前期作品的还有《老子注》《致一论》《易解》等，这些文章中反映出来的哲学思想以及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是王安石所以能够进入朝廷最高层开始进行变法并坚持下去的基础，因此我们要概括地介绍其主要的观点。
关于王安石的易学思想在下节专门阐释，我们在其保存的几篇文章中勾勒一下王安石辩证法哲学的主要观点。
首先，王安石在认识论上前期基本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上天无意志，宇宙大化、天地运行完全是自然现象，与人事以及社会政治无关。他在《洪范传》中说：“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为彝，是以为训者，于天其训而已。夫天之为物也，可谓无作好，无作恶，无偏无党，无反无侧。会其有极，归其有极矣！”①[①《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五。
]上天没有什么爱好，也没有什么厌恶，“无偏无党”，完全没有倾向性。后面又说：“阴阳和，则万物尽其性，极其材……燠极无则为常寒，寒极无则为常燠，此饥馑疾疠之所由作也。”“阴阳和”万物便会尽兴生长，沐浴在阳光雨露中。但是，大旱大涝，酷热严寒的气候也会出现，它们是饥荒以及流行病产生的原因。这些都是天道无常的表现。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天道一直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天是自然的，物质的，有其自己运行的规律，没有意志，更不具备任何神秘意义。这一观点，儒家学者荀子在《天论》中有非常清晰的论述。王安石便是继承荀子观点的。仔细思考，这便是其“天命不可畏”的理论支撑点。
其次，王安石提出“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的观点，并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论述了这一问题。庆历新政的失败，引起广大士人的思考：社会出路在哪里？于是追求变革便成为嘉祐、治平年间（1056—1067）士人们普遍的心理。在这个过程中，王安石在《淮南杂说》《洪范传》中都提出了求变，变是宇宙以及人世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他在《洪范传》中说：
天一至于天五，五行之生数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数之中也，盖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于两，成于三，变于五，而天地之数具。其为十也，耦之而已。盖五行之为物，其时、其位、其材、其气、其性、其行、其事、其情、其色、其声、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无所不通。一柔一刚，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恶，有丑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其相生也，所以相继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
这段话中充满了辩证法，天地由五行构成，五行即水、火、木、金、土，这五行相生相克，不断发展变化，奇偶相生，每一事物中又都有耦，即对立统一的两极。每一极中还有对立统一的两端，“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这样，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处在动态和变化中。故变革是必须的，是社会前进和进步的要求。类似的理论在其同时期著作《老子注》中也有很多表述。这些理论构成王安石坚持变法，坚持“祖宗之法不足守”观点的理论基础。当然，历史和现实都为王安石变法提供了许多事实的支撑。
第二节？荆公新学的兴盛与式微
王安石用他的哲学思想和辩证法的思维在求变思潮中得到神宗的信任，终于叩开了变法的大门，在熙宁年间（1068—1077）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变法从一开始便产生激烈的思想冲突和政治冲突。王安石以其比较成熟的理论和雄辩的议论才能而和许多名流进行辩论。这方面在前面的文字中多有叙述，故此处从略。
随着新法的普遍推行，意识形态上也需要用新思想来为新法的实施做舆论上的宣传。因为王安石执政，所以，新法逐渐取得官学的地位，成为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的官学。漆侠先生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中指出：“从宋仁宗嘉祐初（1056）到宋神宗元丰末（1085）的三十年间，是宋学的全盛时期……在这个兴盛时期，先后形成四个学派，即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学派，以司马光为首的温公学派，以苏洵、苏轼、苏辙为核心的苏蜀学派，以及以张载、二程为代表的关洛学派。在这四个学派中，由于荆公学派在政治上得到变法派的支持，称之为官学，自熙、丰以来‘独行于世者六十年’，学术上亦处于压倒的优势地位，影响亦最大。”①[①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人民出版社011年6月版81页。
]其中“独行于世者六十年”是作者转引陈振孙的说法，是非常可信的，也是可以想象的。陈振孙说的“六十年”，是指王安石的新学从熙宁年间（1068—1077）到北宋灭亡。其间元祐几年虽然对新法进行全面破坏和废弃，但对于王安石的学说和思想还没有全面否定。故绍圣年间（1094—1097）新学重新占据思想文化的主导方面。
在熙宁、元丰十几年间，随着新法的全面推行，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也进行了变革。取消诗赋，以考试策问为主。内容则以儒家经典为科目，为统一内容和答案，使举子们有所遵循，颁布了王安石主持编写的《三经新义》，即《诗经新义》《尚书新义》《周礼新义》。其中《周礼新义》是王安石亲自撰写的，据记载，第一稿是王安石亲笔誊写。《尚书新义》和《诗经新义》主要是由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和他的助手吕惠卿编写，而由王安石统稿的。《三经新义》作为朝廷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在当时的学术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五经中，《春秋》不列入考试内容，有一段时间也不列入官学科目，后来列入。《易经》采用的是王弼的注本。
但王安石的《易义》也是考试的主要参考书，具有准教材的性质。吕惠卿的一段话很有认识价值。《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八记载，熙宁八年（1075）九月辛未，吕惠卿曾对宋神宗说：“安石必言垂示万世，恐误学者。《洪范传》凡有数本，《易义》亦然。后有与臣商量改者三二十篇。今市肆所卖新改本者是也。”可见熙宁后期书肆上在卖王安石的各种书。而《易义》和《洪范传》熙宁八年在书肆上销售的是王安石新改的版本。可见王安石著作不但是学校中通行的教材，是科举考试的内容，而且在图书市场上也是畅销书。中国的科举制便是社会文化方向的指示牌和风向标，因为考试成绩决定考生的及第与否，而及第与否又决定其人生道路。故王安石新学在当时的显著地位和广泛流行的情况是可想而知的。还要提及的是，王安石倾注半生心血撰写的《字说》在当时也是解释经书的工具书，影响非常大。“邓广铭先生认为：从王安石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其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说，王安石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居首位的人物。因而王安石学说不仅可以风行于北宋后期，而且在南宋前期与思想体系还未完善的理学并峙。”①[①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004年6月版17页。
]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在血雨腥风过后，高宗建立南宋小朝廷。高宗为了掩饰父亲徽宗和哥哥钦宗的历史责任，便把一切后果都推罪给大奸佞蔡京所谓的新党集团，因为蔡京、王黼等人又打着王安石变法派的旗号，因此便把北宋灭亡的根源拐弯抹角追溯到王安石身上。高宗出于这种目的，对于王安石进行全面否定，荆公新学从此开始走向式微。
另一方面，南宋小朝廷得以建立并维持下去，多亏一位被历史遗忘的女人，即哲宗皇后——孟献皇后。孟献皇后在绍圣年间（1094—1097）由于宫廷斗争和朝廷斗争的双重较量而被废弃。她是哲宗奶奶即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选定的，很受高太皇太后宠爱。后来新党执政，怨恨已故的太皇太后废除新法，为打击太皇太后的势力，便迫害她。她被废弃后，所住之地连续着三把大火。但她没有被烧死，而销声匿迹近二十年。后来在北宋灭亡，张邦昌被金人立为儿皇帝、赵宋王朝岌岌可危之时闪亮登场，帮助赵构建立南宋，是南宋初年极其关键的政治人物。她对于蔡京、章惇等人的迫害自然非常怨恨，而蔡京等人又打出王安石的旗帜，因此她对于新党和王安石也很不满。
建炎四年（110），孟献皇后过生日的时候，很从容地对高宗说：“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贤，未见其比。因奸臣快其私愤，肆加诬谤，有玷盛德。建炎初，虽尝下诏辨明，而史录所载，未经删定，岂足传信后世。吾意在天之灵，不无望于官家也。”①[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
]高宗听后很动心，这便是后来重修《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的起因。而《神宗实录》是全面否定变法，诋毁丑化王安石的关键文献。这样，南宋初年两位政治地位特殊的人物都否定新法诋毁王安石，荆公新学也必然受到打压。
但是，王安石新学在北宋后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意识形态并不会随着政治的变化而立即变化，因此在南宋初期还有相当的影响。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六月乙酉日，叶谦亨向高宗报告科举考试以及录取方面出现的标准不一，让举子无所适从的情况，说：“学术粹驳，系于主司去取之间，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摈弃。”高宗回答说：“赵鼎主程颐，秦桧尚安石，诚为偏曲，卿所言极当。”②[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三。
]这时南宋建国已经三十年，王安石的学说还有如此大的影响。秦桧妻子王氏是王珪孙女，王珪和王安石是同榜进士，又是同僚，先后为相，都属于变法派。秦桧在感情上是同情王安石的。
在王安石以及其新学受到朝廷打压的同时，在北宋一直未能占领主导地位的二程的理学，通过其弟子即以“程门立雪”出名的杨时借机上下活动，兜售其师传的理学，而高宗也急需一种新的学说取代王安石的荆公新学，相互需要使得双方越走越近，经过几十年历史时光的冲刷，到宁宗时，程朱理学独尊天下，而王安石的新学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节？王安石的《易》学研究
《易经》成书很早，经历夏商周三个朝代，八卦到重卦再到十翼，经历了伏羲、文王和孔子三个人的努力，历三代之时，经三圣之手，后世将其尊为五经之首，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在漫长的历史流传中，《易经》在不断为儒家和道家等各种思想提供资源的同时也不断吸收社会上的各种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和道家的重要典籍而备受重视。当庆历新政失败后，士人们都在为医治社会的弊病寻找良方，王安石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对《易经》的研究。诚如杨倩描先生的一段话所说：
自宋学在北宋仁宗庆历间兴起后，众多学派在疑经惑古的时代思潮中纷纷而起，把《易》学看作是配合新政、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易》学以其独有的繁复结构和“明体达用”的功能为宋代学者所看重。无论哪一学派，只要不治《易》，就难以构建其学术体系；而治《易》无特色，也难以在宋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在这一时期，王安石治《易》，一方面是为了创建自己的新学派，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改革北宋政治的弊端，梳理政治思路以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因此，作于这一时期的《易象论解》，也并非只是为学术的标新领异而作，而更多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杨倩描博士论文《王安石的〈易〉学研究》69—70页）
前文提到他在任常州知州时曾深思《易经》下经中的前两卦卦义，可能就是在撰写《易经》的文字。当时和《淮南杂说》并行的还有《洪范传》和《易象论解》。王安石的《易解》，后来改为《易义》，已经失传。但关于《易经》的文章还有几篇保存在《临川先生文集》中，几篇文章是：《易泛论》《卦名解》《河图洛书义》《易象论解》《九卦论》。其他散佚的部分也可以钩沉出来一大部分。杨倩描先生有专论，做了大量工作，他的博士论文便是《王安石〈易〉学研究》，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最全面而深刻的文章。这里不对这一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只是作简要的叙述。
《易象论解》是对十翼之一的《序卦传》的重新阐释。如果两相对照便可以看出许多问题。我们只将前面五卦的解说对照一下，便可以看出王安石解释易经顺序的特色：
周易正义·序卦第十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
1980年10月影印本95页下）
易象论解
君子之道，始于自强不息，故于乾也。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然后厚德载物，故于坤也。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积德，以有载也，乃能经纶，故于屯也。君子以经纶，经纶者，君子有事之时，故于蒙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则无事矣，故于需也。
（《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五）
《序卦传》是十翼之一，一般认为是孔子所作。但对于第一卦“乾”和第二卦“坤”没有解说，直接说明第三卦“屯”排位的理由。后人对此没有任何怀疑和说法，王安石则将乾、坤二卦也纳入自己的解说中，然后推衍出每一卦之间的联系。尤其开头两句对于乾坤二卦的解释，充满进取精神和广阔的胸怀。其他就不具体分析了。仅此文章，如果和原来的《序卦传》对比分析参悟，便可以写出一本书来。
王安石的易学研究水平在当时是被社会公认的。当年，著名学者程颐对王安石的《易解》是很推重的。他在教育学生时曾说过：“《易》有百余家，难为遍观。如素未读，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会得文义，且要熟读，然后却有用心处。”①[①《二程遗书》卷一九。
]直到晚年，程颐依然坚持这种看法：“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②[②《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五。
]就连朱熹也评价说：“《易》是荆公旧作，却自好。”③[③
宋黎德靖编《朱子语类》卷七八，转引自杨倩描博士论文《王安石的〈易〉学研究》87页。
]
关于王安石《易》学思想以及成果在荆公新学中的地位，杨倩描博士有一段简明的论述：
总之，《易解》与《老子注》《淮南杂说》《三经新义》《字说》等著述一起，共同构筑了荆公新学。这是一根完整的学术思想链条，任何一个环节也不可或缺。……《易解》作为荆公新学的基础和起点，《易义》作为荆公新学发展鼎盛时期的重要学术思想组成部分，与荆公新学的形成、发展、成熟、鼎盛、衰落相始终，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
（杨倩描博士论文《王安石的〈易〉学研究》90页）
王安石《易》学研究成果影响是很深远的。清代学者查慎行著有《周易玩辞集解》，在《系辞下》“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几句话下面引用王安石的解说：“王荆公曰：‘圣人作《易》，所以开明未悟者。名举其当，言举其正，所以开明之也。未形之物不可辨，必以名之已立者辨之，是谓当名；未然之辞不可断，必以言之已验者断之，是谓正言。’”①[①杨倩描博士论文《王安石的〈易〉学研究》1页。
]
王安石的《易》学研究成果是我们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珍惜和进一步研究。
第四节？独树一帜的散文
“实际上，只有后代的赞许才可以确定作品的真正价值。”②[②布瓦洛《郎加纳斯〈论崇高〉读后感》。
]后世士人尽管对王安石政治改革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但对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却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文学创作需要灵魂，灵魂实际是作家人生观的表现。只有有坚定信念，有独立思想、独立精神的作家才会写出思想深刻、言简意赅的作品来。
王安石是位重视现实的思想家，他认为脱离现实生活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一钱不值，是没有意义的。他的学术是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撑，他的哲学思想被称为“荆公新学”笼罩北宋后期半个多世纪。晁公武在他的《郡斋读书志》中曾说荆公新学独行天下六十年，基本符合历史。但梳理王安石经学思想以及对北宋后期的影响则是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故本书不多说。
王安石的文学创作是其人生价值观的表达，所以他的文学作品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语言简明扼要。王安石在《取材》一文中引用文中子王通的话说：“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贯乎道。学乎学乎，博诵云乎哉！必也济乎义。”强调学习学问与写作文章都一定要用“道”、“义”贯穿其中。
最能体现王安石文学思想的是他在《上人书》中的一段话：
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卷三）
孟子的意思是说自己真正学习领悟到的东西使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才能左右逢源，这是千真万确的至理名言。真正理解的思想便能够运用自如，不受任何拘束而有天马行空的感觉。王安石说，孟子的话并不是专门针对写文章说的，但也适用于文章写作。这种理解是对的，因此王安石提出写作文章要“有补于世”，要以“适用为本”，又用器物作比喻说，器物首先是能够装东西，在能装东西的前提下再进行外表的美化和雕刻，如果不能装东西，便不是器物，便没有实用价值了。但只能装东西也不行，还应该有一定的美观的效果。只不过是不要把外观之美化放在第一位罢了。
其实，文学作品以及艺术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关系，孔子曾经有很精彩的论述。“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本义是说士人的仪表的，但对于文艺作品依然很适用。王安石有点过分强调内容因素了。但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王安石的诗文词作都言之有物，都有充实的内容。下面我们从散文、诗歌、词等方面来对王安石的文学成就进行扫描。
王安石的文章以简洁明快、内容充实、议论精辟见长。他的议论文往往“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等简贵”①[①刘熙载《艺概》。
]。他的《答司马谏议书》便可谓是一篇典型的范例。文中只用“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十五个字便概括出司马光来信中的全部论点，接着用一百多字的篇幅就回答了司马光三千三百多字长文提出的所有问题，有理有据，干净利落。
他的文章往往直抒胸臆，言简意赅，几句话便揭示出非常深刻的道理，有很强的说服力。许多短文极为精彩，见解独到，入木三分，启人深思。《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卷三三）
“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一句断语，然后说明这种结论的根据，说孟尝君背后有强大的齐国，如果有一个真正的士人，便可以控制天下，何必跑出去谋生，又险些被扣留。正因为其养士太杂，故真正的士人便不会投到他的门下。
再如《书刺客传后》：
曹沫将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时，可也。予独怪智伯国士豫让，岂顾不用其策耶？让诚国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晋，救智伯之亡，一死区区，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聂政售于严仲子，荆轲豢于燕太子丹。此两人者，污隐困约之时，自贵其身，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卷三三）
对于司马迁《刺客列传》中提到的五名刺客除专诸外都有所评论，尤其是最后的发问，有很深的意蕴。聂政和荆轲在被严仲子和燕太子丹所收买时还能够坚持自己的身价而不愿意枉自接受对方的重金，说有所待。那些挟持道德而等待他人器重的人，与聂政和荆轲相比又如何呢？能否也像聂政和荆轲那样奋不顾身呢？我曾经仔细研究过这篇文章最后之问，隐约感觉到王安石有点自我表白的意味：聂政和荆轲都是在有亲人需要赡养时坚决不肯舍身当刺客，是因为有所待。待赡养亲人之义务已经尽完，则奋不顾身了。王安石在仁宗、英宗两朝都坚持外任而不肯接受馆阁之职，便都是因为亲老家贫。当神宗征召入仕时则立即到任，其后主持朝政也大有奋不顾身的意味。这种意思当在有无之间。
王安石的文章总体看确实如刘熙载说的那样，议论高拔精彩，语言简洁犀利，各种文体几乎都是如此。如《伤仲永》《游褒禅山记》，其叙事写景部分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主要是篇末的议论，发人深省，简明深刻。王安石的碑志文大约有二百篇，写得也都很古朴简明，各有特点，只寥寥数语，便能刻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没有那些陈腐俗套的滥语。如《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开头两段说：
君讳平，字秉之，姓许氏。余尝谱其世家，所谓今泰州海陵县主簿者也。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辩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宝元时，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是得召试，为太庙斋郎，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
（卷九○）
提出有所待坚持操守而怀才不遇与那些趋时附势而怀才不遇的两种类型，并判断墓主人许平是“有所待而不遇者”，很有见解，也有委婉批评当世不能人尽其才的弊端。
《同学一首别子固》比较短，故引全文：
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贤人者，足未尝相过也，口未尝相语也，辞币未尝相接也。其师若友，岂尽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学圣人而已矣。学圣人，则其师若友，必学圣人者。圣人之言行，岂有二哉？其相似也适然。
予在淮南，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还江南，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为然。予又知所谓贤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怀友》一首遗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正之盖亦常云尔。夫安驱徐行，中庸之庭，而造于其堂，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愿从事于左右焉尔。辅而进之，其可也。
噫！官有守，私有系，会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卷三三）
这篇书信俨然是一篇严谨的短小精悍的议论文，仔细体会，通篇阐释的是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情形。这里的“同学”不是普通意义的同窗，而是志同道合的意思，都同样致力于儒道的朋友。这样的朋友不是当今社会所谓的贤人，而是有志于古道的士人君子。叙事简明，道理深刻，非常有说服力。本文被《古文观止》所收。王安石因古文成就被列入“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中，可见其成就已被后世学术界所公认。
第五节？“半山体”
王安石的诗歌以他彻底离开政坛为分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体现的正是他“有补于世”的文学主张，用诗歌表达对于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和政治主张。如前文所征引的《河北民》是对百姓困苦生活的同情，同时也提出严重的社会问题，潜意识中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愿望。《省兵》《兼并》二诗则是对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有很强的政论色彩。
退出政坛后，后期的诗歌则充满闲适色彩，或抒写对于社会大好形势的喜悦，或抒写浓厚的友情，或抒写自己闲适愉快的心情，诗歌的色彩比较明快，语言精练，感情雍容，意境和谐。七绝尤其精彩，如《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北山》：“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两诗都是百读不厌，读后便会感觉口齿留香的精品。《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也是脍炙人口的小诗。
他晚年写作的《拟寒山拾得诗》也颇得其中真味，充满禅机禅趣，他通过阅读佛教经典来减少自己心灵创伤的痛苦，对于《维摩诘经》和《楞严经》颇多领悟。苏东坡说他“少学孔孟，晚师瞿聃”，并不是诬蔑之词，而是非常精到的评点。而真正儒家的胸怀是很宽广的，宋代正是全面吸收佛学经典使儒学更加精致的时期，王安石毫不回避自己对于佛学经典的喜爱。
王安石的诗歌成就很高，尤其是晚年作品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诗受杜甫影响比较大，意境优美，颇有韵味。当时的大诗人苏东坡、黄庭坚诗风都曾受到过他的影响，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中的许多作者，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诗风的浸润。南宋的杨万里对王安石更加推崇，在所作的诗中� �“半山绝句当朝餐”①[①《读诗》。
]，是说阅读王安石的绝句是一种艺术享受，可以当作早饭。“受业初参王半山”②[②《答徐子材谈绝句》。
]，认为要学作诗，首先应该从学习王安石的绝句下手，要参深悟透。《读唐人及半山诗》一诗说得更明确：“不分唐人与半山，无端横欲割诗坛。半山便遣能参透，犹有唐人是一关。”是说半山体参悟透之后，还要学习超越唐诗，才可以达到最高境界。
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把王安石的诗确定为“王荆公体”，评价说：“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苏东坡、黄庭坚、陈师道可谓是北宋诗歌成就最高的几个人，从严羽的评价中可以体会出这样的意思，即王安石有些诗是北宋最高水平的。
王安石的书法鲜为人知，但北宋四大书法家中的两位都有推崇其书法的文字，这对我们了解王安石的书法水平无疑是个重要的依据。
据黄庭坚在《跋王荆公书陶隐公墓中文》一文中说：熙宁年间，有一个盗墓的人在金陵和丹阳之间挖掘了一座古墓，从墓中出土了带有阴文的砖。有内行人买下这些砖，读上面的字，知道这是当年高隐、山中宰相陶弘景的墓葬，文章很高妙。王荆公非常喜欢这篇文章，经常朗诵，并将其书写在金陵天庆观斋房的墙壁间。道士于是将其刻在石碑上，使之流传下来。最后说“王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这样的话黄庭坚不止说过一次，在《题王荆公书后》中说：“王荆公书字得古人法，出于杨虚白。”
另一个赞美王安石书法的是米芾，他在《书史》中说：“杨凝式字景度，书天真烂漫，纵逸类颜鲁公争座位帖……王安石少尝学之，人不知也。元丰六年（108），予始识荆公于钟山。语及此，公大赏叹曰：‘无人知之。’其后与予书简，皆此等字。”黄庭坚和米芾都是书法造诣颇高的人，他们能上眼的书法作品一定是不错的。故可以知道王安石在书法方面也有相当的功力，其艺术才能是多方面的。
尾？声
王安石死去已经九百多年，他曾遭受到许多不公平的批评和指责。真正能够理解他功绩，充分肯定他人格的人屈指可数，可谓是寥若晨星。从历史实际出发，为其打抱不平最有功者在清代首推蔡上翔，在近代则首推梁启超，在当代则首推邓广铭。
梁启超认为：作为百年不遇的杰出人物，但在其生前被世人指责，死后数代都不能洗刷恶名，在西方有英国的克林威尔，在中国则有宋代的王安石。千百年来，王安石被骂作集一切乱臣贼子之大成的元凶。其实，王安石才真正是数千年文明史上少见的完人。
写完此书，掩卷深思。我的思绪飘向那遥远的宋代，仿佛置身于那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运动之中，亲眼看到王安石那坚毅的目光，亲耳聆听到他那斩钉截铁的话语，亲身感受到在那如火如荼的改革大潮中百姓兴奋的心情。敢于对沉闷腐败的社会风气进行大胆的改革，敢于为天下先，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举、军事诸方面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的深刻改革，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略啊！
写完此书，掩卷深思，我不由自主地生出许多感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固然有许多精华，但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长期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残酷的专制制度使我们民族性格中有相当的奴化心态，容易使社会出现一种封闭、保守、停滞、沉闷的状态。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①[①《灯下漫笔》。
]因此，凡是敢于打破僵化的局面，进行社会变革的人物都值得敬佩。而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安石。
就王安石本人来说，他一生始终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以百姓的根本利益、以推动社会进步为自己变法的终极目标，不怕流俗非议，勇于承担责任，不慕荣利，功成身退，既有坚定的志向又有淡泊名利的情怀。我们还应该深刻体会的是：王安石变法的更大目标是使朝廷真正富足强大起来，在对待外敌特别是契丹和西夏的态度上，王安石始终坚持国家的核心利益，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在对待契丹两次比较集中的边境挑衅事件，王安石的态度非常坚定明确，确实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高瞻远瞩的伟大魄力。可惜的是群臣和神宗都患有严重的“恐辽症”，使王安石暗气暗憋，压抑郁闷，并因此而产生坚决退隐的决心。这一点是很关键的。
还有两件事想顺便说明一下。一是败坏北宋政治的君臣实际是徽宗和蔡京。王安石执政时看出蔡京钻营的本性，根本没有重用他。是司马光执政时提拔重用了蔡京，为其以后爬上高位奠定了基础。二是徽宗之立，当时执政的章惇是不同意的，认为徽宗轻佻，不适合为君。可以看出，这一对昏君佞臣主政，恰恰不是变法派促成的。他们腐败透顶而造成北宋灭亡，怎么可以把责任安到王安石身上？
至于王安石在私德方面究竟有什么问题，我曾经反复思索，但怎么也找不出来。似乎除了政敌攻击他个人卫生不好这一点外，其他便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了。至于说他固执，书中已经写到，实在是变法所遇到的情况太复杂所致，反过来也可看出他意志的坚定。因此我敢说，王安石在后世遭受那么多诬蔑，或者说王安石受到一些政敌的攻击，都是因为天下大事，没有一点是因为自己的私利。他的敌人都是公敌而没有一个是私敌。我忽然想到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评价马克思说：马克思因为宣扬共产主义，而遭到资产者、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的恶毒攻击、诽谤，但“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种评价也适合于王安石。可惜的是王安石并没有引起“千百万革命战友”的尊敬、爱戴和悼念，甚至在身后还在遭受许多人的丑化、讽刺、诽谤、攻击，令人叹惋。
翻开中国历史看一看，想一想，有过像王安石所领导的如此深刻的社会变革吗？又有谁像王安石这样在最受君主宠爱、事业最隆盛之时坚决辞去一切职务而回家隐居呢？回想荆公一生的经历，觉得梁启超评价其为“真正是数千年文明史上少见的完人”，并非是溢美之词。读者诸君，您的看法又如何呢？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用一首短短的韵语来结束本书，也算是对王安石的歌颂，姑且就称作《王安石颂》：
我思古人，安石荆公。举世**，独守古风。毅然变法，富国强兵，两宋最盛，莫过熙宁、元丰。道德高尚，玉洁冰清。一不爱官，摒弃虚荣，六上札子辞相，事业人气最隆，二疏不能专美，有异梅福、渊明；二不爱钱，清廉骨鲠，浩然正气凛凛，羞煞古今蠹虫；三不爱色，绝无绯闻，妻买美人辞去，不同贾充、玄龄。千古知己，梁氏任公。一言判断善恶，三代以来完人。唯仁者能好人，圣人所云。
附录一？王安石年表
天禧五年（101）？一岁
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王安石诞生于临江军。
天圣六年（108）？八岁
安石叔祖王贯之卒。王贯之是安石家族入宋后第一名中进士者。
天圣八年（100）？十岁
安石父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
明道二年（10）？十三岁
安石祖父王用之去世，随父自韶州归临川。
景祐三年（106）？十六岁
安石随父王益进京。与曾巩相识。
景祐四年（107）？十七岁
安石父王益通判江宁，安石随父至江宁。
宝元元年（108）？十八岁
安石至江宁后，闭门苦读，以稷契自许。
宝元二年（109）？十九岁
父王益卒，安石居丧江宁，从二兄入学为诸生。
康定元年（1040）？二十岁
安石居丧江宁。
庆历元年（1041）？二十一岁
王安石居丧期满，赴京应礼部试。外祖母黄氏卒。
庆历二年（104）？二十二岁
西夏入侵，宋军溃败。契丹趁机敲诈，宋增岁币十万两，绢十万匹。
安石进士及第。签书淮南判官，至扬州。
庆历三年（104）？二十三岁
四月，与西夏讲和，岁给西夏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九月，仁宗采纳范仲淹建议，开始“庆历新政”。三月，安石自扬州归临川省亲结婚。五月到家。携妻又到舅父家见诸外弟。至曾巩家拜访。
庆历四年（1044）？二十四岁
新政推行困难。新政派官吏范仲淹、富弼离开朝廷。十月，册元昊为西夏国主，岁给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二万斤。安石仍官淮南，长子王雱出生。
庆历五年（1045）？二十五岁
二月，新政全部失败。安石仍在扬州，与陈升之结交。任满归京师。其《淮南杂说》《老子注》《洪范传》等著作当完成于这一时期或稍后。
庆历六年（1046）？二十六岁
安石在京师等候任用，与王回、王向订交。秋，东出汴河视旱情。
庆历七年（1047）？二十七岁
安石知鄞县，开始尝试青苗法。
庆历八年（1048）？二十八岁
安石在鄞县任，兴修水利，有政绩。长女夭折。曾赴江宁葬父。
皇祐元年（1049）？二十九岁
安石仍知鄞县，二月刻《善救方》于石。三月，兄安仁登进士第。
皇祐二年（1050）？三十岁
任满离开鄞县，回京师听调。
皇祐三年（1051）？三十一岁
四月，文彦博荐王安石恬退，乞特赐甄擢。有诏令安石赴阙，待试毕别取旨。安石辞不赴。秋，通判舒州。兄安仁卒。
皇祐四年（105）？三十二岁
安石仍通判舒州。四月赴金陵葬兄安仁。范仲淹卒，安石作《祭范颍州文》。编《杜诗后集》并作《老杜诗后集序》。
皇祐五年（105）？三十三岁
安石仍通判舒州。曾因事而至苏州。
至和元年（1054）？三十四岁
安石舒州任满还京师，道经淮南，过高邮，王令投书，安石与其定交。七月，与亲友数人游褒禅山并写《游褒禅山记》。九月，除群牧判官，与司马光同僚。秋，安石拜见欧阳修，有诗唱和。笔者按：一般年谱记二人会见在嘉祐元年（1056），本年欧阳修回京师，王安石当尽快拜见，故系此年。
至和二年（1055）？三十五岁
仍任群牧判官。
嘉祐元年（1056）？三十六岁
仍任群牧判官。冬春季妻子儿子多病。十二月，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
嘉祐二年（1057）？三十七岁
五月，安石离京赴任知常州，梅尧臣写诗相送。七月到任，勤于政事，开运河，因淫雨不止而罢。安石很愧疚。
嘉祐三年（1058）？三十八岁
二月，安石自常州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赴饶州。临行，约王令于丹阳相会。致书二舅吴，提议其女嫁王令。十月，除三司度支判官。未赴任。
嘉祐四年（1059）？三十九岁
五月，诏令安石直集贤院，累辞乃拜。六月，王令卒。九月，安石协助王令妻安葬王令。秋，为三司度支判官。《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约作于此年。作《明妃曲》二首，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曾巩、刘敞均有和作。
嘉祐五年（1060）？四十岁
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春，伴送契丹贺正旦使至塞上。四月，诏令同修起居注，固辞不受。编选《唐百家诗》当于本年或稍后。
嘉祐六年（1061）？四十一岁
二月，安石为进士详定官。三月，弟王安礼登进士第。六月，安石以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作《上时政疏》。
嘉祐七年（106）？四十二岁
安石仍知制诰，十月，同勾当三班院。
嘉祐八年（106）？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卒。四月，赵曙立，是为英宗。旋得疾，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安石仍知制诰。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府蒋山。安石丁母忧，解官归江宁。
治平元年（1064）？四十四岁
五月，曹太后还政，英宗亲政。王安石居丧江宁讲学，有《虔州学记》《答韩求仁书》。
治平二年（1065）？四十五岁
“濮议”起。安石居丧江宁，讲学。七月，服除，有旨召赴阙，安石以疾辞。至于再三。自乞分司江宁。十月，复为知制诰。
治平三年（1066）？四十六岁
安石居江宁讲学，春游丹阳。
治平四年（1067）？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安石居江宁，二月，子王雱进士及第，授旌德尉，不赴。闰三月，安石以知制诰出知江宁府。九月除翰林学士，未即赴京，仍居江宁。
熙宁元年（1068）？四十八岁
安石奉诏越次入对，行前与禅宗宝觉大师会宿金山。四月，安石入京师。乙巳日，安石入宫，神宗咨询治国之道，君臣甚融洽。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七月，赐安石弟安国进士及第。
熙宁二年（1069）？四十九岁
二月，安石任参知政事。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安石和陈升之同领。五月，安石乞辞职，不许。六月，御史中丞吕诲论王安石十事。被罢知邓州。开始推行新法。
熙宁三年（1070）？五十岁
安石仍任参知政事。正月，推行青苗法。围绕此法斗争激烈。司马光三写信给王安石，请罢新法。王安石回信《答司马谏议书》。四月，韩绛任参知政事。十二月，王安石、韩绛并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熙宁四年（1071）？五十一岁
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力推行新法。四月，受命提举编修敕。六月，为明堂大礼使。八月，子王雱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十月，弟安国为崇政殿说书。
熙宁五年（107）？五十二岁
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月，安石弟安礼为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三月，行市易法。五月，行保马法。五月，安石请去位，乞东南一郡，不许。八月，颁方田均税法。安石《上五事札子》，是对变法的阶段性总结。闰七月二十三，欧阳修卒于颍州。
熙宁六年（107）？五十三岁
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月，置经义局，修《诗》《书》《周礼》三经义，安石为提举。九月，王韶击败吐蕃木征等，收复洮、岷诸州。十月辛巳，朝廷接到捷报，安石等上表称贺，神宗以所服玉带赐安石。
熙宁七年（1074）？五十四岁
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提举经义局。三月，辽遣使来议边界。四月，郑侠献所绘流民图。保守派对新法及王安石加大攻击力度。四月，王安石请求罢相，《乞解机务札子》，凡六上，而后获可。神宗命留京师以备顾问。安石坚辞，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子雱从安石入江宁。八月，弟王安国卒。
熙宁八年（1075）？五十五岁
二月，安石复相，回京师执政。三月，契丹复遣使来争北部边境之地。王安石派知制诰沈括前去谈判，不予给地，保持原来边界不变。契丹已答应。六月，进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三经新义》颁于学官。七月，神宗派韩缜前去，满足契丹要求，割地七百里予契丹。
熙宁九年（1076）？五十六岁
安石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领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六月，子雱卒。乞求辞职。六上札子，并请求参知政事王珪帮助。十月丙午日，再度罢相，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熙宁十年（1077）？五十七岁
正月，特授安石检校太傅，依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充镇南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使，判江宁府。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安石两上《辞免使相判江宁府表》。三月，圣旨令安石视事。六月，安石以使相为集禧观使。八月，上表请以本官充集禧观使，诏答不允。十月，弟安上为提点江东刑狱，诏治江宁。提点江东刑狱原本治饶州，神宗为让安上照顾安石，特诏治江宁。
元丰元年（1078）？五十八岁
正月，安石为观文殿大学士、舒国公、集禧观使。二月，江东转运使孙珪到府宣谕，允许安石罢节钺之请。自是止食观使禄。居钟山，子旁勾当江宁府粮料院。
元丰二年（1079）？五十九岁
春，营建半山园。七月，弟安礼以直集贤院兼直舍人院。五月，蔡确为参知政事。七月，发生乌台诗案。
元丰三年（1080）？六十岁
安石居半山园。正月，游齐安寺。八月，上《乞改三经义误字札子》，诏令国子监依所奏照会改正。九月，安石以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左仆射、舒国公为特进，改封荆国公。二月，章惇为参知政事。
元丰四年（1081）？六十一岁
三月，章惇罢知蔡州。九月，种谔败西夏兵于无定川。十一月，宋五路出兵攻西夏，大败而还。安石居半山园，与杨德逢等交往。三月，弟安礼为翰林学士。
元丰五年（108）？六十二岁
九月，西夏兵攻陷永乐城，徐禧等败死。安石居半山园，正月、五月两度游齐安寺。研读佛经。安石与俞秀老兄弟交往在此年前后。
元丰六年（108）？六十三岁
五月，西夏攻麟州，败之。闰。六月，夏复请和，许之。王安石居半山园。米芾赴金陵，始识安石。魏泰来谒安石，并写诗盛赞。画家李公麟看望王安石，和米芾同在定林寺昭文斋，李公麟为安石画像，米芾题匾额。
元丰七年（1084）？六十四岁
安石居半山园。春大病，五月，诏蔡卞携家属赴江宁府视安石疾。六月，安石请以半山园为寺庙，请以田割让蒋山，许之。七月，苏轼从黄州移汝州，过金陵，谒安石，相见甚欢，流连数日，唱和甚多。苏轼愿卜邻，在邻近城镇买地未果。苏轼推荐秦观给安石，安石盛赞秦观诗。
元丰八年（1085）？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崩。太子赵煦即位，皇太后高氏同听政。五月，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七月，以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全面否定新法。罢保甲、方田、市易、保马等法。王安石舍半山园为寺，神宗生前题写匾额“报宁寺”，安石在金陵城中租房而居。三月，诏特进王安石为司空。
元祐元年（1086）？六十六岁
闰二月，蔡确、章惇罢，保守派全面控制朝政。三月，罢免役法。王安石在病中听说此消息，十分伤感，悲愤交加，预知天下将衰败，四月癸巳日，病死于金陵。赠太傅。司马光在病中，闻讯，谓赠恤之典宜厚，苏轼作《王安石赠太傅》制文，评价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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