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敞的办公室内，维克托站在宽敞明净的落地窗前，手里捏着一支香烟，深沉的目光透过玻璃窗，俯瞰着楼下的位置，在那里，年老的库西宁正弯着腰钻进一辆伏尔加轿车——老头的确不能在列宁格勒久留，他必须尽快赶到赫尔辛基去。
一如维克托此前所揣测的那样，此次库西宁前往芬兰，正是受了中央主席团五人领导小组的委托，他需要向芬兰的巴锡基维政府转达联盟的一份担忧，一份有关芬兰在苏美之间站位的担忧，说白了，就是莫斯科不满意巴锡基维政府在私下里同美国北欧特使阿芙拉·沃伦的频繁接触，因此，安排库西宁去兴师问罪的。
库西宁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伏尔加车内，片刻后，车子发动起来，就在大楼前的广场上转了个圈，缓缓开走了。
直到伏尔加轿车消失在视线之外，维克托才吸了口烟，不紧不慢的转过身，缓步走到不远处那张宽大的办公桌旁边。
之前，库西宁所转交的那封信，此时就安静的躺在办公桌上，信中所涉及到的内容，维克托已经牢牢地记在了心里，不仅如此，他也记住了库西宁在有关库普里亚诺夫问题上所给出的意见。
列宁格勒派正在走向分裂，这是库普里亚诺夫在信中所谈到的一个问题，结合自己过去一段时间的亲身体会，维克托非常清楚，库普里亚诺夫的说法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如今的列宁格勒派的确正处在分裂的边缘，或者更进一步说，自从日丹诺夫同志突然病逝之后，列宁格勒派内部的分裂问题，就已经迅速凸显了出来。
其实，列宁格勒派也可以看作是全联盟政治局势的一个缩影，从思想立场上看，列宁格勒派的政治主张是相对开放和激进的，这主要是因为列宁格勒本身就是联盟与欧洲国家接触的最前沿，类似于所谓的“特区”，因此，有很多资产阶级的东西也不可避免的对列宁格勒构成了影响。
不过，即便是在列宁格勒派内部，也存在着激进的改革派和相对保守的稳健派之分，激进的改革派认为应该改革联盟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而保守的稳健派则认为联盟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改革的幅度没有必要搞得太大，应该循序渐进，一步步摸索最稳妥的策略。
在维克托看来，激进改革派所提倡的那些改革举措，称之为“右派”才是最准确的，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所提倡的很多改革举措，竟然与贝利亚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所倡导的改革主张极为贴近，甚至可以说是一般无二。
比如说，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列宁格勒派中的积极改革者们，也主张联盟应该改变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立的斗争政策，对外采取更加温和、包容的立场。与贝利亚不同的是，在联盟对外强硬的立场上，贝利亚的表述好歹还没有太过露骨，他认为联盟与美国的关系之所以如此紧张，是因为一系列历史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联盟一方在东欧地区所执行的政策有关，也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联盟抱有根深蒂固的敌意有关，总之，就是联盟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抗局面之所以形成，苏美双方都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而在列宁格勒派中的积极改革者们的观点中，苏美之间的对抗局面之所以出现，完全是因为联盟大力推动意识形态输出所造成的。这些人的论据也很充分，按照他们的说法，在卫国战争爆发之前，苏美之间的关系虽然算不上多么友好，但却也是相对平稳的，尤其是在三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苏美之间在经济领域内还存在着诸多的合作呢。随着卫国战争的结束，尤其是随着联盟在东欧各国推动全面的斯大林主义政策，并一步步加强对东欧各国的政治干预，输出意识形态，苏美关系才一步步走向恶化，并最终形成了今天这种于全球范围内展开对抗的局面。
所以，在列宁格勒的这些积极改革者们看来，苏美关系的恶化主要责任在于联盟，在于莫斯科，而要想结束苏美对抗的局面，为整个欧洲带来全面的、真正的和平，联盟就必须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比如说修改过去那种激进、强硬的东欧政策。
类似这样的观点，在维克托看来简直就是荒谬的，但还是那句话，这是这种荒谬的观点，在联盟的范围内，依旧能够获得不少人的赞同。这些人看不到二战前后，美国在对外政策上的转变，看不到二战前的经济危机对美国打击有多大，也看不到二战之后，美国的国家政策已经从过去的孤立主义，转向了谋求全球霸权，他们更加看不到，美国正在一步步加强对欧洲事务的干预，所有欧洲的强国，都将在地缘政治利益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
说到底，苏美对抗局面的形成，与意识形态也好，与联盟的共产主义革命输出也罢，都不存在直接的关联，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冲突的根源，就在于二战之后的联盟过于强大了，而这个强大的苏联本身，就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要结束苏美之间的对抗局面，只有两个可能性：要嘛苏联崩溃，要嘛美国崩溃，二者必有其一。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就是这个意思。
同样的局面也可以反馈到维克托重生之前的那个世界里，在那个时空中，华盛顿同样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有实力挑战它的地位，那与民主自由无关，也与东西方世界的划分无关，归根结底，一切的一切不过就是国家利益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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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维克托的眼里，列宁格勒派中那些积极推动联盟全方位改革的人，就是地地道道的右倾投降主义分子，他们甚至比贝利亚右倾的更加彻底，更加危险。
而在列宁格勒派内部，那些态度相对保守的稳健派，则不主张对联盟的政治、外交、民族等政策作出大幅度的改革，他们所关注的改革焦点，主要集中经济领域。在联盟内部，他们主张改变旧有的斯大林经济模式，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联盟的农业和轻工业领域；主张给予企业和集体农庄更大的经营自主权；主张更积极、更开放的对外经济贸易政策；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建成一种优势互补的经济结构等等等等。
当然，稳健派所提出的主张，在维克托看来也不是不存在问题的，比如说在对待东欧各国的问题上，稳健派认为东欧各国对联盟来说，就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因为经济发展阶段和规模所存在的差距，东欧各国在向联盟索要了巨额经济援助的同时，却无法对联盟的付出给予足够的反哺，所以，这些落后且贫穷的东欧国家，就是拖累联盟发展的包袱。
稳健派们认为，联盟应该对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做出甄别，诸如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这类本身具备一定工业或是资源优势的国家，才应该成为联盟重点扶植的国家，因为它们的经济能够与联盟形成互补。而类似阿尔巴尼亚、奥地利那样的国家，联盟则应该考虑将它们建设为军事缓冲地区，尤其是奥地利，如果能够将奥地利建设为军事缓冲区，其对东德南部地域的安全支撑将会变的至关重要。
在维克托的观念中，东欧各国对联盟的重要性，绝对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内，这是一个地缘政治安全的概念，在他前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联盟正是因为丢掉了东欧，才使得北约推进到自己家门口，而没有东欧地区的缓冲，俄罗斯在北约东扩的问题上，就再没有了任何与北约博弈的筹码，这才是俄乌战争爆发的最直接原因。
试想，若是苏联未曾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分崩离析，东欧各国的剧变也没有发生，那么北约的东扩又怎么可能实现？就拿南斯拉夫来说，在苏南关系破裂之后，尽管南斯拉夫接受了来自美国的大规模经济援助，贝尔格莱德也未曾寻求加入北约，铁托所领导的南斯拉夫政府反倒是走出了一条不结盟的路线，选择既不靠向西方，也不投向东方的政策。
实事求是的说，所谓的“不结盟”，真的是贝尔格莱德所希望走的那条路吗？铁托所领导的南斯拉夫政府，真的不愿意更多的投向西方世界吗？这个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说到底，贝尔格莱德不是不想投向西方，而是面对来自苏联一方的压力，铁托政府不敢迈出这一步。可以想象的是，一旦南斯拉夫政府投向西方，下一步贝尔格莱德所要面对的，就是一场与邻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
这就是地缘政治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