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秘书进来通知，那就是到了必须出发的时间。便是如此，何锐也还是写下了四条内容。对于知识分子们来说，写下点东西作为结尾，反倒符合他们的调调。
众人看到何锐写完后从后台退场，并没有感觉何锐这么做有什么不妥。不少人甚至没怎么注意何锐离开。注意力全都放在那四条内容之上。
第一条写道，民国政府要求英国接受民国政府的观点，民国政府并不承认英国靠战争夺取的利益，但是民国政府承认外国正常商业投资的利益。
第二条，英国与中国都没有在对方本土上击败对手，其胜负取决于此战对英国控制英属印度殖民地的能力影响。对中国来说，无需将英国赶出英属印度，只要让英属印度不再为英国赚钱，英属印度就会成为英国沉重的财政包袱。
第三条，英属印度一直作为英国重要的现金来源，是大英帝国的基石。失去了英属印度的盈利，不列颠依旧是欧洲强国，但是大英帝国在世界上就不算什么。而确定当下凡尔赛秩序的是大英帝国，而不是不列颠。英国如果想保住凡尔赛体系，就必须与中国和谈，建交。
第四条，中国需要融入世界体系，所以中国的战争目的是以平等的地位与凡尔赛体系对接，而不是推翻凡尔赛体系。所以战争并不会导致巨大的冲击，反倒会因为战争结束而快速进入全新的和平阶段。
对于知识分子们来说，这些文字本身并不难理解。其中的遣词造句虽然是完全的白话文，却也能望文生义，其大意并不难理解。
然而这样的描述背后的内容，却让非常多的人无法真正理解。大家看了好一阵，竟然无人出言评价。打破沉默的乃是这次会面的主持者黄炎培，“辜兄，不知你有何高见？”
辜鸿铭已经盯着这几条看了许久，听黄炎培出言询问，倒是爽快的答道：“何老弟所写的确是庙算，然而此庙算之精微高远，老夫看不透彻，并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还请诸位能指点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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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辜鸿铭坦然承认其能力不足，其他知识分子们并没有人出来发言。这倒不是因为大家想给辜鸿铭留面子，而是辜鸿铭所说的正是众人此时的感受。
会场内又陷入了安静。辜鸿铭又盯着这并不多的文字看了一阵，目光愈发明亮，他开口说道：“诸位可否听我一言？”
众人都看过来，有人答道：“……请辜兄名言。”
“在下看此文，竟如看到今日中华之《隆中对》。若是诸位不愿多想，我等便写邀请信，请何老弟闲暇之时相聚，听他细细讲述。不过老夫觉得，若是我等能自行理顺这庙算，才是最好的。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众人大多觉得辜鸿铭所说的正是他们所想，不过也有人笑道：“若是我等还未理顺，何先生已经逼得英国与中国签署了中英建交联合声明，那该如何是好？”
说这话的这位本是抱着说点俏皮话缓解一下会场气氛的打算，然而说完之后不仅没达成目的，反而遭到了一阵白眼。这位当即闭口不言，只等着别人说话。
黄炎培作为主持人，心中情绪翻动。他与何锐并没有交情，只是很欣赏新政府的功业。不管是统一中国，或者是击败日本。对辛丑条约之后的任何中国政府，都是足以使其坐稳江山的功绩。所以知识分子们对新政府的很多政策未必赞同，却也没有人真正跳出来反对。
若是何锐此次真的能逼得英国以对等方式与中国建交，其攻击绝不亚于击败日本，甚至更在其之上。黄炎培的确期待新政府能做到，却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惶恐。
如果胜利竟然如此轻松，不过十年时间就能达成。那么知识分子们过去十几年中所作所为，又该如何评价呢？过去十几年中，知识分子对于何锐谈不上敌对，却也绝不能说是合作。那群北洋的土包子大帅们只知道争权夺利，倒也罢了。自诩能够找出复兴中华的知识分子们对复兴中华的道理视而不见，又该如何评价？
而且当下何锐已经写出了对英对战的战略考量，如果真出现何锐打赢了战争之时，知识分子们尚且搞不明白战略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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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干过非常多的事，1908年前，黄炎培就兴办过小学、中学，1908年与童世亨等共同创办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浦东最早的供电设施。之后当过《申报》记者，还兴办了两所大学。
其间还到外国考察，视野得到了极大扩展。所以看到何锐的战略，黄炎培直觉的感受到，知识分子们单凭自己的理解，是完全有可能到了战争结束之时还搞不清楚何锐的战略。也就是说，一直自以为敢为天下先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已经落后于新政府，还落后了许多。
此时台下已经议论纷纷，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应该先将新政府的战略搞明白。黄炎培听到这些，便说道：“诸位，以我观之，何先生并非藏私之人。所说的当是政府的战略。此事还望诸位只是在我等之间讨论才好。”
台下已经有人不高兴了，陈独秀不快的说道：“黄先生以为我等是什么人，难道还要拿了这些去告诉外国人么？”
不过更多的人并没有接腔。因为大家觉得黄炎培的提醒未必没有道理，中国知识分子们和外国的联系其实是有的。不过这种事情想想就罢了，若是说出来，那是一定要大大的得罪人，在圈子里面成为众矢之的。
黄炎培对此也心知肚明，他此时能说的也只有这么多。不过黄炎培此时想到的却是自己或许应该接受赵天麟的邀请。两个月前，赵天麟亲自登门，邀请黄炎培出任民国教育部长。理由很简单，赵天麟主管科教文卫，太忙了。此时民国局面已经稳定，自然要寻找适合的人将这些工作安排给能干的人。黄炎培就是赵天麟认为能够接管教育部长的人选。
之前黄炎培有些迟疑，是因为他担心自己做不好。身为知识分子，黄炎培很清楚政府里面的种种破事。不过今日见到何锐在战略上的能力，黄炎培开始觉得自己应该认真的考虑一下赵天麟的邀请。如果只是做一名单纯的教育部长，黄炎培认为自己应该能够做出些成绩。
此时汽车已经快到了开会地，同车的赵天麟问道：“主席真的不担心有人把这些告诉给英国人么？”
何锐心情轻松的答道：“能读懂这个战略的英国人，在英国本土也是千里挑一的人才。他们最大的可能是支持我的看法。至于看不懂的，如果他们不知道，还有可能按照英国积累的经验办事。英国上百年的积累的确不一般。但是他们知道之后，再针对我们的战略进行调整，想制定针对我们战略的方案。那只怕就不能说是一厢情愿，而是抱薪救火。”
赵天麟听何锐说的有趣，忍不住轻笑一声，只是对何锐的气度很是欣赏。何锐是真的这么考虑的，因为毛主席写出《论持久战》之后，是发给了国民党那边。日本也通过在他们在国民党内的渠道很快拿到了《论持久战》。可结果呢？日本还是赢不了。
之所以说，战略只有正确才能胜利。因为制定战略的时候，必然要秉持着唯物主义立场，要把各种局面都考虑进去。所以军委以及党政高层在进行完三天的讨论后，才会全票通过对英作战。因为大家确定，英国并不存在其他的战略可能。
现在英国之所以不肯松口，不肯与中国平等建交，只是因为英国佬坐稳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后开始傲娇，拉不下来脸面。
到了会场，刚好赶上时间。工业部长庄嘉雄亲自前来汇报，可见工业部对此事也颇为重视。没有客套，庄嘉雄直入主题，“自行车企业已经完成了布局。现在已经确定了12个物流方便的节点地区，设立生产厂……”
何锐要求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组织生产模式并不别出心裁，从21世纪的视角看，甚至是非常传统的做法。
龙头企业的核心包括研发中心，物流调配中心，市场分析部门。研发中心，现阶段是全国范围内设置一个。物流调配中心则是根据市场分析中心得出的分析数据来安排物流。
从道理上来讲，这都是很简单的逻辑关系。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3000万，有600万个家庭。在这个地区的自行车市场容量上限大概也就是3000万辆。
市场分析部门的工作就是各种统计，每年卖出多少，现在民间的存量多少，各个年份卖出的自行车大概保有数量。虽然这些分析并不能精准到一点不错，但是大概数量不会错。总不至于搞出认为该地区会无限制需求自行车的蠢念头。
庄嘉雄对此是完全吃透了，“第一阶段在各省的分厂都已经先建立起了市场分析部门，从各省获得了市场数据，并且制定了相关的生产计划。根据生产计划对上下游提出了各种合作请求。不过现阶段有一个问题，总装厂是否还要设在东北。”
此言一出，与会的不少干部神色中都有了变化。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少干部确定了产业布局是很必然会执行的政策。以前刚获得整个东北的时候，不少干部在当时的确提出了‘四平大搬家’的建议。结果何锐给否定了，并且提出‘产业集成配套需要时间培养’的看法。
转眼过去了8年，四平的产业集成的确有了很大的进展，成了样板教科书。然后何锐一声令下，‘四平大搬家’开始了。几乎是转眼间，四平已经被搬空，回到了四平该有的农业地区的本来面目。以沈阳、哈尔滨、吉林为中心的城市迅速成为了新的产业集群中心。
庄嘉雄早就不是以往的‘东北工业厅厅长’，而是民国的工业部部长。自行车产业的中心是否放在东北，关乎到中国产业布局的大问题。东北现在冠绝中国，但是从地理上却是中国一隅。如果从覆盖整个中国的视角，现在的四平就是未来的东北，会回到它应有的地位。
何锐没有立刻回答，他本想做出决定，让自行车研发中心暂时留在东北。不过从整体效率上看，研发中心对于本地人的需求并不大。就如美国硅谷，包括世界上各个工业中心，本地人可以因为工业中心城市的出现而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挑大梁的往往都是外地人。
最后何锐只是答道：“这就由工业部来负责制定。”
听何锐给了安排，工业部的众人颇为欣喜。大家并不反对接受何锐的领导与安排，但是本部门能够做决定的话，自然是更好。而其他部门的同志们看到这局面，心中也各有想法。
赵天麟与其他同志一样，都没吭声。不过心中倒是颇为支持何锐的决定。以前东北虽然不大，但是集结了远超过东北本地能培育出来的人才。大家勠力齐心，组成了以何锐为中心的东北政府。才有今日的成功。
与整个中国相比较，东北人口不过十二分之一。自然环境，经济形态大不相同。此时更需要的是在各地建成符合本地特色的经济。再如之前那般完全由中央控制，从现实角度来说并不合适。就如赵天麟自己，也在尝试将科教文卫全部分出去。并没有把所有部门权力都抓在赵天麟手里的打算。
从教育家的角度看当下，赵天麟认为何锐执行的‘修生养息’政策完全符合规律。即便是与英国开战，其目的也是寻求有利于和平的环境。与穷兵黩武毫无关系。现在让各个部门承担起责任，定然会出现很多问题。这是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部委们都是在建设东北政府中经验丰富的同志，即便各省遇到问题也不至于解决不了。
只有亲自经历了种种，才能确定各省的干部中谁有实力承担起更重要的工作。一味的以中央命令的方式管理国家，对国家并不有利。赵天麟并非对何锐有什么意见，正因为赵天麟相信何锐的能力，而且何锐今年才35岁，未来有最少20年时间来领导中国。所以赵天麟作为教育家，对于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给中国二十年，中国定然能够成长出接受过先进教育的年青一代。那时候的中国，定然是世界最强的国家。
何锐其实知道赵天麟的看法，也很欣赏作为教育家的赵天麟。不过这些事情没必要提，何锐看到工业部搞明白了现代企业的布局，其他同志也没有明确的意见，自然将此事定下。
然后何锐开始下一个问题的讨论，“当下的钢铁产能安排如何？”
工业部长庄嘉雄当即拿出了报告，“现在所有部门的需求都已经规整起来，今年的钢铁产量在400万吨，国内需求390万吨，俄国……苏联需求18万吨。其中的8万吨需求，可以随时通过加班的方式补齐。”
何锐比较满意这个回答。这就对了！在现代经济学中，任何生产都要有订单，或者是某种非常明确的预期。
当然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不会被称为‘计划’。毕竟在割社会主义尾巴的21世纪，搞新‘计划经济’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
不过在何锐看来，资本主义制度这套掩耳盗铃的把戏才是可笑的。这些国家没有能力完成社会化大生产，纷纷走上了金融主义，搞起了债务驱动，才是走上了邪路。
“我们收集到的情报，现在世界各国粗钢产量如何？”何锐问道。
这次轮到商贸部的副部长回答。因为商贸部的部长莫里循去法国访问了。
1900年，世界粗钢产量突破2000万吨，达到2830万吨，比1895年增长了67.5%，年均增长13.5%。
1901年，世界粗钢产量突破3000万吨后，在美国钢铁产量突飞猛进的带动下，4年后即突破了4000万吨。从4000万吨到5000万吨，只用了1年的时间。
1910年，世界粗钢产量突破6000万吨，用了4年的时间。2年后又突破了7000万吨大关。在一次大战的刺激下，1917年，世界粗钢产量突破了8000万吨，达到了一战期间及以前的历史高峰。
塔读@ 一战后，世界各国粗钢产量有所下降，1919年降至6000万吨以下。但随着一战后2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影响，预计世界粗钢产量于是在1925年突破了9000万吨。 何锐知道后面的事情， 并在2年后的1927年突破了1亿吨。在1929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爆发前，世界粗钢产量达到了1.21亿吨。此后受经济危机影响，世界粗钢产量开始下降，1932年跌至低谷，当年世界粗钢产量只有5070万吨，不及1927年产量的一半。 1936年，世界粗钢产量恢复并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达到了1.24亿吨，并于1937年突破了1.3亿吨。受二次世界大战刺激，世界粗钢产量在1940年和1941年先后突破1.4亿吨和1.5亿吨大关，并在1943年接近1.6亿吨。战后，世界粗钢产量又开始下降，1946年降至1.1亿吨。 现在的中国还真的是任重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