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的时候，恰逢抗战胜利，父亲欣喜之下，给他取名凌解放，谐音“临解放”，期盼祖国早日解放。他的父母都是党员，整天忙于公务，没有多少时间看管他，教育儿子的口头禅就是一句简单的“多看书，多学习”。不过，也正是这一句看似简单的话，使幼小的凌解放养成了爱看书的好习惯。他还未上学就读完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中外名著。
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个爱看书、爱学习的凌解放学习成绩却不好，从小学到中学都留过级，直到l岁才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后，凌解放参军入伍，心爱的藏书之前被红卫兵洗劫一空，他身边一本也没有留下。到了军营所在地山西太原，他和战友都傻眼了：营区破烂不堪，生活枯燥艰苦。
最要命的是，他们是工程兵，每天都要沉到数百米的井下去挖煤，脚上穿着长筒水靴，头上戴着矿工帽、矿灯，腰里再系一根绳子，在齐膝的黑水中摸爬滚打。
他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凉，就这样过一辈子，他心有不甘。他告诫自己，成长进步的捷径就是勤奋学习，努力汲取各种营养，在艰苦中锻炼成长。
于是，每天从矿井出来后，劳累了一天的战友们倒头就睡，而他却偷偷地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书。他读书如饥似渴，只要是书就拿过来读，就是地上的报纸，他也要拾起来弹掉灰尘看一看，甚至连《辞海》都从头到尾啃了一遍。后来团里办了图书馆，他就一头扎进书堆里，成了“书虫”。
其实，他心里既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没有远大的目标，他只是知道，如果自己不努力，这辈子就完了。而以当时的条件，除了努力读书，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改变自己。
书越看越多，他渐渐地对古文产生了浓厚兴趣。部队驻地附近有一些破庙残碑，他就利用业余时间，用铅笔把碑文拓下来，带回部队潜心钻研。这些碑文晦涩难懂，既无标点也没有注释，他硬着头皮去琢磨。吃透了无数碑文之后，他的古文水平已经突飞猛进。
到他退伍时，差不多也把团部图书馆的书读完了，这为他日后进行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成为名家的他，对蜂拥而至的记者说得最多的就是军营10年读书的收获，当时饥不择食式的博览群书，对他世界观的形成和创作积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8年，岁的他转业回到南阳市委宣传部当了一名干事，工作无非是端茶送水、取信送报，再就是值班听电话、品茶看报。曾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他，慢慢地坐不住了，就开始研究《红楼梦》。由于基本功扎实，见解独到，他很快被吸收为全国红学会会员。
198年，他应邀参加了一次“红学”研讨会，专家学者们从《红楼梦》谈到曹雪芹，继而又谈到康熙帝，而关于康熙皇帝的文学作品，国内至今仍是空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忽然冒出一个想法写一部关于康熙皇帝的小说。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了创作上的艰难之行，白天他带着无人照看的女儿上班，拼命地干好本职工作。晚上在全家居住的9个平方米的斗室里，铺上满地报纸，蹲在上面汗流浃背地查资料。整理资料时，为了不使手臂沾稿纸，他两臂上缠满了一圈干毛巾，每天都熬到凌晨两三点。
经过两年多对康熙一朝史实的反复考证，以及在大量的野史、清人笔记小说中寻幽发微，钩言稽沉。他自感成竹在胸，便开始了《康熙大帝》的写作，冬寒夏暑，锲而不舍，每日少则千余字，多则上万字。每年夏秋凉爽之际是创作的最佳时节，但却必须面对难以驱逐的蚊子，他就将水桶放在桌下，双脚放在水桶里，这样既防蚊子叮咬，又可降温取凉。日写万字时，由于疲劳过度，他的头发一绺绺地往下掉，但他仍然伏案疾书。
1986年，他以笔名“二月河”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全书四卷，150万字，借此，他一举成名。
然而，一举成名没有人让他固步自封，他又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完成《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写作。经过几年的艰苦写作之后，这两部书稿也先后出版了。
如今，二月河50万字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大帝》《乾隆大帝》，可谓是好评如潮，图书多次重版，不仅畅销大陆，而且畅销港澳台和美国、日本等地。
对于自己的成功，他说靠的不是才气，而是力气。此话不假，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创作这三本书，他熬过了无数个寂寞、孤独的夜晚，每当深夜困倦难忍时，他就用烟头烫自己的手腕，如今他的手腕上全是斑斑的烟烧伤痕。写作对他来说，不但是一种资源消耗、体力消耗，也是极大的感情消耗。
关于军队那段人生低谷，二月河说：“人生好比一口大锅，当你走到了锅底时，只要你肯努力，无论朝哪个方向，都是向上的。”
【人生感悟】
天才的成长也必然要经历一段寂寞艰难的日子。如果一个人无法忍受寂寞，也就永远享受不到寂寞之后的成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