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
第一节？一张藤床
熙宁十年（1077）的春天，王安石回到金陵已一个多月，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王安石在复相前便是判江宁府，即江宁府最高军政长官。这次辞相回到金陵，真正的实际职衔还是这个官职。宋代的官府中都有现成的官署，一般在衙门后院或别院有官吏的宿舍，包括家具等生活设施都是官府统一置办的。上任的官吏马上就可以带着家属入住，非常方便。州县一级的官吏流动性很大，故称之为“流官”，古代常说“官不修衙门客不修店”，就是这个原因。
正月上旬，有中使来传达圣旨，在王安石原有官职的基础上又特授“检校太傅”之衔，并且还有“依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充镇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判江宁府，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仍改赐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等一大堆称呼和封赏。加了一大堆职衔，有实的，也有虚的。
总之，神宗对王安石一直非常敬重恩宠，这使王安石很感激，他先后写了两封《辞免使相判江宁府表》，以有病不能胜任工作为由，坚决要求辞去一切实际工作，辞去使相的虚名。
三月二日，神宗又派太常丞朱炎来传达圣旨，令王安石到江宁府视事，即前去办公。王安石再次上书请求免去一切实职和虚衔，要在家中专心致志增补修订《三经新义》。神宗批准，再任命王安石以使相的身份除集禧观使。集禧观，原叫会灵观，供三山五岳的神灵，亦是汴京数一数二的大观，仁宗时毁于大火，重建改名集禧观。“集禧观使”则是一个虚衔，没有什么实际工作，只是一种名誉，有此名誉还可领取数量相当可观的朝廷俸禄。一般官吏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
王安石则再度上书，表示接受集禧观使的任命，但请求辞去“使相”的名分。终于得到了批准，王安石除了集禧观使的虚衔外一点官职也没有了。但因有食实封四百户和朝廷其他的俸禄，所享受的还一直是朝廷一品大员的俸禄和一切待遇。收入还非常丰厚，生活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神宗对王安石的尊敬和恩宠一直未衰，时常派专人前来探望慰问，并经常送来一些医药用品等。每逢年节大典，凡有赏赐的举动，也从来不忘这位曾有大功于国、功成身退的老宰相。
元丰元年（1078）正月，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晋封舒国公，并继续为观文殿大学士。一个月后，江东转运使孙珪到王安石家传达圣旨，答应其请求。同时任命王安石的次子王旁“勾当江宁府粮料院”，安排王旁做了朝廷命官。
可能是因为王安石辞使相和节钺的札子中“诚情甚确，志不可夺”，所以神宗才如此安排，以表示对功臣的恩宠。当然，从王安石谢表中“伏念臣汗马之劳，初无可纪；舐犊之爱，乃敢有言”的话来体会，王安石或口头或书面曾和神宗提过给王旁安排职务这件事。这大概是王安石一生中唯一向神宗提出的一个要求。
王旁资质不如王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王旁也很有学识和文才，据王安石的《题旁诗》一文可知，王旁曾作过一首梅花诗曰：“杜家园上梅花时，尚有梅花三两枝。日暮欲归岩下住，为贪香雪故来迟。”得到俞秀老的激赏。
后来，到元丰三年（1080）九月，晋封王安石为“荆国公”，这便是后世称王安石为“王荆公”的来历。
由于没有政事缠身，王安石得以静下心来钻研学问，他先后完成了《三经新义》的修改工作，著成《字说》一书，又撰写《洪范传》一卷。《洪范传》流传下来，但前两种书的主要部分后来被元祐党人所毁坏，使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全貌，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损失。
仅此一点，就可看出元祐党人心胸之狭窄。《洪范传》则因为被收入百卷本的《临川集》中而被保存下来。他把这三种书都上交朝廷，得以刊布。
王安石坚决要求辞去一切行政事务得到批准后，便在城郊临时租赁一个小套院，隐居起来，一般百姓并不认识这位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
在搬出官府宿舍的前一天夜晚，王安石安排家人和仆人把官府中的一切东西全部留下，一根草棍也不能带走，公私分明，这是王安石的一贯风格。夫人吴氏喜欢他们夫妻所用的那张二人床。那是一张藤床，是制造工艺水平很高的家具，造型古朴大方，睡着很舒服，看着也很美观，故有点舍不得，就跟王安石商量是否把这张床带回去，哪怕是多给一些钱也可。
王安石不同意，觉得这样做有损清德，何况给钱也容易贻人口实，多了少了说不清楚。还是干净利落，寸草不带为好，这样心中才会感到坦然。他答应夫人回到家中后，仿造此床再打造一个，清白一生，何必为此一床而心中有愧呢？吴氏夫人本是深明大义的女性，当然同意。
关于这件事，也有政敌肆意歪曲事实真相，诽谤王安石夫妇。有人说，吴夫人喜欢官府中配置的这张床，便让人搬到了新租赁的住宅。管理官府后院宿舍的官吏清查物品发现少了一张藤床，便来到王安石的新住处想往回要，但吴夫人不给，谁劝也不行。那位官吏很焦急。
后来王安石见无法说服夫人，便穿着脏乱的衣服，甚至光着脚到上边踩几下，再躺一会儿。吴夫人一看自己的丈夫上去连踩带躺的，便嫌弃太脏，说不要那个藤床了。还有人夸奖王安石什么“巧计退藤床”，真是太侮辱人了。不但埋汰了王安石，更埋汰了吴夫人，还埋汰了官府中管事的人员。在前段时间的“百家讲坛”上，有的学者也专门讲了这件事，而且也是如此讲的，当是缺乏深入研究和思考。
跟王安石过了一辈子的吴夫人，就因为王安石上床躺一会儿便不要床了？那他们家还能有床吗？她怎么和王安石过一辈子的呢？怎么还会有五个孩子呢？莫名其妙！那位管事的小吏，即使官吏家属真的带走了官府属于公共财产的一张藤床，还至于撵到家里来跟夫人要吗？顶多跟王安石说一下就算了。故这种情节是编造的，毋庸置疑！
见王安石已经隐居起来，神宗皇帝为了能够保证王安石的生活，便下诏命王安石的弟弟王安上权江南东路提点刑狱，由原来的治饶州改为治江宁。这样，王安石最心爱的弟弟王安上便到金陵来做官了。
神宗皇帝对于王安石始终非常关照，但王安石从来都非常低调，没有一点仰仗贡献和功劳而盛气凌人的意味，反而尽量不让人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没有丝毫的特权观念。
一次，王安石出门办事，正碰上王安上出行，前面鸣锣开道，不小的仪仗队紧随其后。百姓都急忙躲到两边观看。王安石一见弟弟的车驾来了，怕被认出来麻烦，便急忙一闪身躲进街旁一家百姓院子里，半掩着门，从门缝看着，等弟弟的车驾过去。
院子里住着一个老太太，正要出门抓药，突然见闯进来一个陌生的老头儿，一愣，就问：“老人家怎么到我家来了？有什么事吗？”王安石微笑着说：“过来一个大官的车驾，进来躲一下。”老太太也听到外面喝道的声音了，说：“啊！吓我一跳！怎么，客官怕当官的？”
王安石笑道：“怕倒不怕，怕麻烦。”
“我要出去抓点药，还出不去了。还得等一会儿。”老太太说。
王安石问：“请问您要抓什么药啊？”老太太说：“偶尔有点疟疾，抓点药准备着。”
王安石说：“还真巧了，我这正好有点治疗疟疾的药，就送给您吧，免得上街了。”老太太一听，挺高兴，进屋取出来一缕麻线，说：“嘿嘿嘿！礼尚往来，相公可以拿着回去送给相婆。”王安石开心地笑了，说：“谢谢婆婆！”
其实老太太并不知道王安石是宰相，而相公是宋代女性对于成年男性的尊称。相公的夫人当然是相婆了。而王安石的夫人正好是宰相的老婆，就是名副其实的相婆。王安石暗笑，真有意思，还真让这个老太太说对了。
王安石在这方面堪称楷模，清心寡欲，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绝没有沽名钓誉之意。自从把卫兵和仪仗队以及车马轿夫都退回去之后，王安石出门就骑一头小毛驴，身穿普通百姓服装，有时进城逛逛市场，欣赏一下市井民情，偶尔顺便买点时鲜蔬菜。有时上附近的紫金山即钟山逛逛风景，听听百姓的议论。谁也不知道这个骑毛驴的老头就是主持朝廷变法大业的王荆公。
有一天，王安石带领一个仆人，骑着毛驴上钟山溜达。道不好就下来拉着毛驴走几步。路好再骑上，一切都顺其自然。
半山腰有座寺庙，王安石让老仆人拉着毛驴在外面休息，也顺便让毛驴吃一会儿青草，自己一个人信步走进寺庙。
正是初夏季节，气候温润，草长莺飞。寺庙里人不多，王安石看见左边一个凉亭，亭子下有几个书生正在高谈阔论，便走过去坐在旁边的一个凳子上仔细聆听他们的谈论。
这几个穿着儒生服装的青年都是当地的秀才，他们在辩论秦朝灭亡的原因。有说是秦始皇太残暴的，有说是赵高弄权的，有说胡亥昏庸的，有说李斯恋栈而不能制止赵高阴谋的。王安石边听边微微点头或轻轻摇头。
其中一个秀才注意到了王安石，见这个普通老头儿好像能听明白似的，便向那几人轻轻打个手势，努努嘴，有点轻蔑，慢条斯理地问王安石道：“你也知书明白点历史吗？”
王安石点点头，很谦虚地说：“略微知道那么一点点。”那秀才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啊——？”连个“您”字都不用，啊字还拉长声，真没有礼貌。
王安石也不生气，因为犯不上跟没有礼貌的人生气，依旧很谦虚，拱拱手，很认真地说：“在下姓王——，名安石。”
那秀才把姓和名连一起一读，“王—安—石……”立即瞪大眼睛，非常惊愕地问：“您——您——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舒国公？”大惊失色，似信非信。另外几个秀才的眼睛也都睁得大大的了。
这里简单交代一下，王安石这时候的封号是舒国公，元丰三年（1080）才封荆国公，以后才能称之为王荆公。
王安石看看几人，微笑道：“王安石还需要冒充吗？”
几名秀才确认这位普通衣着的老头儿真的就是王安石时，再也没有高谈阔论的雅兴，一个个都没精打采地走了。这是《青琐高议·后集》卷二上记载的。我感觉有点奇怪，既然是好读书之人，意外见到王安石为何不喜出望外，当即请教呢？看来这几个人是在装，不是真正的读书人。
第二节？元丰库
元丰二年春节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上携带妻子来给兄嫂拜年。因为王安上即将离开江宁到外地任职，也是来向哥哥告别。
吴夫人也最喜欢这个最小的弟弟，她嫁到王家的时候，这个小叔子还不到十岁。吴夫人和王安上的妻子也非常熟悉，其后在一起生活十几年，妯娌关系一直很好。吴夫人让家里厨师多做了几道菜，吴夫人和王安上夫人单坐一桌，王安石兄弟坐一桌，王安石烫了一壶绍兴老酒，兄弟便开怀畅饮起来。
兄弟二人叙完家常，话题逐渐转到国家大事上来。在谈完新法依旧运行，而且很多法令制度已经走上正常轨道，人们都逐渐习惯的情况后，王安石让兄弟详细讲一下“元丰库”的情况。
一提到元丰库，王安上立刻来了精神，先一仰脖，喝了一杯酒，说道：“三哥，你要问这个事，兄弟我还真有很多话想说。”
王安石没有答话，稍微眯缝着眼睛，等兄弟说。
“话要从去年春天说起。因为前年秋天后，全国各地一是‘青苗钱’，二是‘免役宽剩钱’这两笔收入就积累了几千万贯。那是几千万贯啊！”好像怕王安石没有听清，或者没有重视，王安上提高嗓门，还用力挥了挥手。
“恐怕这只是上缴朝廷封桩的钱，还不包括各地方府库的钱。”王安石先喝了一杯酒，很平静地补充说。他好像早就知道这一点似的。
“对！对！圣上见如此巨多的钱，便下令三司使和将作监共同协调选址，建造了三十二个府库。那三十二个完全一样规格的府库并排排开，专门收藏这些银钱。那可真是气派啊。”王安上说到这里，神采飞扬，两眼放光。
“三十二个？这么多？”王安石问。
王安上又给自己斟满一杯酒，一仰脖喝干，接着说：“圣上在每个库上面御笔题写一个大字，连起来读就是：‘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积帛内帑，基以募士。曾孙承之，敢忘厥志。’圣上的志向非常明显，所以朝野上下都欢欣鼓舞，人心振奋。”王安上越说越兴奋，声音也越来越高。
吴夫人和王安上夫人见他们哥俩高兴，二人吃完起身要到内宅去。吴夫人提醒说：“看你们哥俩这个高兴劲，注意点别喝多了。”
王安石笑着挥了挥手，说：“你们姐俩进去近乎去吧！”
王安石看着妻子和弟媳高高兴兴地离开，自言自语地重复着刚才弟弟说的神宗皇帝给元丰库题写的诗，道：“‘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积帛内帑，基以募士。曾孙承之，敢忘厥志。’看来圣上的志向没有变，没有变啊！好啊！好啊！”
王安上从来也没有见哥哥如此高兴，便接着说：“这还不算，还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呢！”
“说！接着说！”王安石有点迫不及待。
“不到一年，钱又多得没有地方放了，于是又选择新址建了二十个府库，将朝廷封桩的钱再装进去。又在每个府库上题写一个字。这二十字是一首五言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国家的财力太雄厚了。”
王安石似乎受到了感染，自己要斟酒，王安上急忙把酒壶抢过去，给哥哥斟上满满一杯酒。王安石也一饮而尽，脸色有些红了，兴奋地说：“好啊！好啊！‘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看来圣上还是有志向的。这是我最担心的啊！”
“三哥，这都是新法带来的效应啊！你真了不起！”王安上说着，竖起大拇指。
王安石急忙制止兄弟的话头，说：“千万不能这样说，我刻意变法，百折不回，就是要为天下理财，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让国家富裕起来，强大起来。我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接着，王安石的话仿佛打开闸门的水一样滔滔不绝，他借着酒的兴奋作用，向自己心爱的弟弟敞开了心扉，把憋在心里一年多无法倾诉的话都倒了出来。
王安石告诉弟弟，自己如此坚定推行新法，设计许多新的制度，目的就是革除积弊，振奋人心，振奋民族精神，不能再被两个并不强大的邻国欺负了。当财富积累起来之后，圣上的心思好像在悄悄转变。熙河大捷确实如圣上自己所说，他也犹豫过，中途曾经要打退堂鼓。是自己反复分析，说服圣上，坚决信任支持王韶，才取得熙河大捷的历史性胜利。
其后，自己反复提示和建议圣上，乘时借势消灭西夏国。西夏国现在是幼主秉常当国，太后专权，国家政治分崩离析。正是最好时机，可是圣上始终不理睬。自己是光着急使不上劲。唉！时机易逝而难得，太可惜了！熙宁八年（1075），契丹挑衅，要重划蔚州、应州、朔州三州边界。自己坚决不同意答应，并派沈括前去谈判。本来对方已经答应，谈判有了结果。可是圣上偏偏又派韩缜去割地，徒自给人家几百里地疆土。这件事太窝囊了。对于敌人软弱，一味退让，小富即安，不思振作，这是自己最担心的。
王安石说了这么多心里话，最后说：“今天听你详细陈述一下元丰库的情况，五十二库的钱，足以应付灾害和战争。圣上的两首诗，表明他还时时刻刻在想着要收复燕云十六州，还想着要挺直腰板，恢复我华夏大国的中心地位。虽然我的愿望是恢复汉唐旧境，但圣上如果能够收回被卖国贼石敬瑭送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也就不错了。为这个，咱们兄弟再干一杯。”
这是王安石最近几年最开心的一个晚上。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神宗这两首诗的意思和王安石兴奋的缘由。先说三十二府库每库上一个字的第一首诗：“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积帛内帑，基以募士。曾孙承之，敢忘厥志。”是说五代时期失去了燕云十六州的版图，使异族的气焰很嚣张。太祖皇帝赵匡胤创立国家的时候，曾经想要收复失去的燕云十六州。在朝廷内部建立封桩大库，准备招募勇士收复故土。我作为您的曾孙继承您的事业，怎么敢忘记您的遗志。原来宋朝建国之初，太祖赵匡胤曾经在内府库中专门建“封桩库”，准备用来解决燕云十六州的问题。但后来因为多种原因而没有实施。
第二首诗比较直白：“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我每天早晚都在提醒自己警惕，心中一直在遵循祖先的遗业。只是顾虑自己缺乏武装斗争的天才，不知什么年月才能取得打败敌人的大捷。平心而论，神宗确实缺乏文韬武略，缺乏军事才能，这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第三节？内弟藏进自家
送走弟弟夫妇，王安石开始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决定建造一个新的家园。他受到神宗建设元丰库的感染和鼓舞，对于生活前景充满信心，于是便想要建造一个安身之所而不能如此对付了，而且在城里租赁而居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城里还很嘈杂，出门便是人。不用说上闹市区，就是普通住宅区，也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一般。中国也不知道从哪来这么多人。只要是个中等城市，就到处是人，古今都如此。
王安石多次去过钟山，他发现在城里到钟山的中间，有很大一块低洼的废地，当地人称作“白塘”，离城里衙门所在地和钟山的距离基本一样远，正处在一半的地方。周围没有村庄和人家，非常僻静。而且又不是耕田，连开垦都很难。这样的地块当然也不值钱。于是王安石向当地政府提出购买那块荒地。
那片低洼的荒地本来无主，地方官也知道王安石的伟大贡献，非常敬佩，要送给王安石。王安石不肯，于是还是用一定的钱买下了这块荒芜低洼的废地。
王安石曾经领导指挥过很多水利工程，对于治理低洼地很内行。那是一块大约几十亩面积的土地，王安石根据原有地形，在周围随形就势设计出一道水渠，将附近经过的一条河流引进来。修渠挖出的土石集中堆放到中间，形成高出地面一米以上的一块地方。在上面建筑五间茅草屋，两侧是厢房。房屋周围竖起一道篱笆，里外通透，只是象征的院墙而已。外面再栽些树木，是真正的杨柳掩映下的茅屋，颇有隐居者的神韵。
这只是王安石心中的蓝图，工程还刚刚开始。王安石一家依旧住在城里租赁的房屋里。正在这时候，吴夫人的一个堂弟来看望姐姐。
很长时间没有看见娘家人了，吴夫人自然非常热情，但晚上住宿犯难了。租赁的房屋本来不宽敞，也没有专门的客房。实在没有住处，便临时居住在附近一所佛寺的行香厅里。因王安石的这位内弟没有留下名字，姑且就称之为“吴生”吧！
行香厅是佛寺里最大的厅堂，是举行佛事活动的场所。事情也真巧，他刚刚住下，就赶上“同天节”，州县两级官吏要在行香厅建道场。所谓“同天节”是宋神宗赵的生日，这一天是四月初十。
太守叶均派人去告诉吴生，今天官府在这里有大型活动，请他回避一下，不要住在那里，搬到别的地方去。吴生没有地方去，又仰仗自己姐夫是王安石，故不肯搬，但他并没有说自己的这种身份。
在仪式进行的时候，还没发生矛盾，吴生躲在屏风后面，静静听，静静观看，好像演节目似的，一项一项进行。等仪式结束，这些官吏也没有离开，谈论起来。吴生不耐烦了，就在屏风后面发牢骚，语言也不太文明，声音还很大。
太守叶均装作听不见，但转运使毛抗、判官李琮非常生气，下令太守将其带回去审问，什么人敢如此藐视官府。转运使发的话太守不能不执行，于是叶均命令人去传捕快来带人。
两名穿着绛色衣衫的皂隶拿着拘捕证，前去庙里的行香厅带人，吴生一见官差来了，知道是来抓自己的，急忙从侧门逃跑了，两名差役进去一看无人，出门正好看见吴生的背影，便一路紧追不舍。
吴生直接进了王安石租赁的宅院，一直跑进王安石简陋的客厅，坐下“呼哧呼哧”喘气。吴夫人见弟弟跑得气喘吁吁，便问怎么回事。吴生指着门口说：“有——官差来——抓我！凭什么——不让我——在——行香厅——住！”说话断断续续的。姐弟俩正说话间，院子里争吵起来。
两名差役眼看着吴生跑进这所住宅，眼看着进了正房的房门，紧跟着追进院子来。
王安石家的老仆人一见有差役前来，不经叩门直接闯进院子，便出来阻止道：“什么人敢随便乱闯民宅？天下就没有王法吗？”
“我们是执行公务，奉命拿人，有公文在此。”说着，两名差役理直气壮，边说边拿出拘捕证来。
“你们拿什么人？到我们府中来拿？”
“扰乱公共场所的一名捣乱分子跑到你们家来了。我们亲眼看见他跑进这个院子，就进那个门了。”两名官差指着正房的房门，说得很清楚。
双方的声音都很大，惊动了书房里正在看书的王安石。王安石知道内弟来，但不知道前面发生的事情，听到院子里面的吵闹声，便走出来，见两个官差站在院子里，态度还挺蛮横，很不高兴，问道：“你们要干什么？”王安石穿的是便装，两名官差又不认识，但感觉这个老头有点威严，是见过世面的，态度也缓和下来，说明来意。
王安石说：“人，你们今天就不要带了。你们回去直接跟叶均说，如果带人，让他亲自来，我跟他去。”
两名官差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们虽然不认识这老头，但他们知道叶均啊！那是金陵最大的官，这老头好像根本没有把叶均放在眼里，直呼其名连个“大人”的称呼都不加。那肯定不是一般人啊！于是也知趣，连连抱拳作揖告退。
叶均听两名官差一报告，再听他们俩对住宅位置以及说话人体貌神态的描述，马上知道是王安石了。于是把两名官差各打十板子，教训他们不知眉眼高低，惹恼退休老宰相，然后约转运使毛抗和判官李琮一起到王安石家中去赔礼道歉。
王安石并不知道内弟来没有地方住的情况，更不知道内弟住在庙里还被驱赶的事情，更没有想到专门抓人的官差居然抓到自己的家门口来了，当然很郁闷。
三位朝廷命官到来，王安石在客厅接待他们。夫人吴氏在屏风后面听。三人说对于下属差役没有教育好，两名官差已经被处罚，并责打了。王安石倒没有说什么，只是随口应答。
王安石不好意思说别的，但吴夫人不在乎，从屏风后面出来，很生气地说：“我们家相公是不执政了，他门下的人十之七八都疏远他了。这也没有什么，人在情在，人走茶凉嘛！但也没有人敢追到我家来抓我没有罪过的亲戚啊！这也太过分了吧！你们竟敢这么做？太过分了！太欺负人了！”
正在这时候，仆人领进来中使二人，是神宗皇帝特意派来慰问王安石的，见气氛不对，便问是怎么回事。吴夫人把事情的经过陈述一遍，叶均等三人再三赔礼道歉而去。
神宗对于王安石一直非常信任和热爱，两名中使回去，神宗询问王安石的生活状况，二人将因为行香厅而引发的事情说了一遍。神宗连连叹息，于是下诏把叶均、毛抗、李琮三人全部免除官职，派王安石最得意的下级和门生吕嘉问出任江宁府知府，好随时照顾王安石。
其实就这件事本身来看，确实是一场误会。吴生千里迢迢到大名鼎鼎的姐夫家串门，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心情可能会郁闷。借住还被人家驱赶，虽然没有走，但又增加一层郁闷。那些人举行完仪式还不走，你们有那么宽敞的衙门、大堂、会客厅不用，偏偏在佛堂讨论什么公事，更是郁闷，再加上本人修养不够，便和这些人争吵几句。作为转运使、转运判官都是地方大员，自然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外地陌生人的挑衅。其实叶均本来不想有事，故他假装听不见。但转运使发话，不得不派人。于是便发生了如此不愉快的事。
其实，再想想，如果那天神宗派的中使不来，或者早来或者晚来，叶均等三个人的官职都不会有问题。这三个人是不知者不怪，他们绝不是有心和王安石过不去，但碰巧赶上了这件事。因此，这三个人的乌纱帽丢得很冤枉。看来一切事情都存在不确定的因素，即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是无法把握的，这大概便是常说的命运。三名朝廷高官怎么也想不到居然这样就丢了乌纱帽。那两名被打板子的差役也很冤枉，上司命令带人，他们完全是奉命行事，至于追到王安石家里，他们也不知道啊！
第四节？吕惠卿
王安石半山园的位置选得不错。从江宁府衙门出来往东南方向走，出东城门，过白下桥，再走不远就是这里。
从这里往南，再走七里地左右就是名闻遐迩的钟山，也叫紫金山。因此地正在江宁府衙门到钟山路途的一半，所以王安石便称自己这所未来的宅院庄园为“半山园”，自称为“半山老人”。从此，王安石晚年就有了“半山老人”的称谓，乃至于后来人们称他诗作的风格都叫作“半山体”。
半山园的故址据说在今日江苏南京市中山门以内。王安石选中这里，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新结识的好朋友杨德逢就在附近，在这里建造家园，可以和其结为邻居。
经过一段时间的营建，新居落成。王安石命人从周围的洼地取土往中间堆，中间就成了一个高平的台地。住宅建在这块高平处，显得非常敞亮，视野开阔。挖出土的洼地按照原来的设计是围着宅院的一圈水渠，水渠两边栽上杨柳树。庄园的周围也不起院墙，只是凭借那条水渠自然形成一个小型的园林。
房屋建造极其简单朴素，还有一些茅屋竹舍，大有返璞归真的神韵。附近还稀稀落落地住着几户庄院人家，鸡犬之声相闻。
半山园建成之后，王安石给自己最心爱的小女儿的丈夫蔡卞写了一首诗，一是报告一下住宅建造的情况，二是请他们夫妇时常来。这便是《示元度》（营居半山园作）：
今年钟山南，随分作园囿。凿渠构吾庐，碧水寒可漱。沟西雇壮丁，担土为培。扶疏三百株，莳梀最高茂。不求鹓食，但取易成就。五楸东都来，以绕檐溜。老来厌世语，深卧塞门窦。赎鱼与之游，喂鸟见如旧。独当邀之子，商略终宇宙。更待春日长，黄鹂弄清昼。
（卷一）
既然已经辞去那么多名誉、官职和待遇，王安石决心干脆就彻底过平民式的田园生活，平平淡淡才是真。于是，他把朝廷给自己的许多生活待遇都辞去，连车也不坐，更不用大轿肩舆之类东西，而是和普通百姓一样。
神宗赐给他一匹马，在元丰元年（1078）死去，王安石专门写了一首七绝《马死》：“恩宽一老寄松筠，晏卧东窗度几春。天厩赐驹龙化去，谩容小蹇载闲身。”①[①卷四二。
]从此他再出门便真的骑一头小毛驴了。
如果进城，就划一条小船，在水面上慢慢悠悠；如果是去钟山，就骑一头精精神神的小毛驴，在山路上溜溜达达，煞是清闲自在。不认识他的人，谁也看不出这就是在朝廷中执政多年，改变整个天下许多法度而显赫一时的大宰相王安石。
在王安石半山园的附近，有一处名胜古迹，这就是以当年东晋大名士谢安命名的一个大土墩，当地人都称之为“谢安墩”。王安石坐在书房里，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这个墩子。对于谢安的人品和所建立的丰功伟绩，王安石是很钦佩的。他在谢安墩上修了一个简单的凉亭，起名就叫“半山亭”，王安石兴致一来，写作二首《谢安墩》诗道：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
谢公陈迹自难追，山月淮云只往时。一去可怜终不返，暮年垂泪对桓伊。
（卷四二）
前诗富有调侃的意味，很有情趣。而且谢公墩上半山亭，并没有抹去原来谢公墩的名字啊。后来有人攻击王安石，说王安石一生就好争，在朝廷里跟活人争，隐居时还跟死人谢安争一个土墩。这真与痴人说梦一样，真不知道这些人是读不懂这两首诗，还是别有居心。若如此解诗解人，天下哪还会有好人呢！真是不可思议。
王安石是位勇于承担的改革家，王安石还有很重要的一面，不太为人所了解，这就是他对佛学也有很深刻的理解。他虽然吃肉，但绝不杀生。
王安石住进半山园后，更是如此。每次有人送他活鱼，他都让人拿到外面池塘中放生。有时，看见浅水里挣扎眼看要因为水干涸而有生命危险的鱼，王安石便用手捧出来再放到附近水深的地方去。看着得救的鱼摇头摆尾游向深水，便开心地笑了。于是，心里暗暗酝酿出一首诗来，就叫《放鱼》：“捉鱼浅水中，投置最深处。当暑脱煎熬，翛然泳而去。岂无良庖者，可使供匕箸。物我皆畏苦，舍之宁啖茹。”①[①卷四。
]事虽小，可以看出王安石好生的品德。
他也经常往自己家前面的横塘里放鱼，被有些人看到，常在夜晚悄悄进院，用手网偷去吃掉或者卖钱。
王安石和弟子吕嘉问、叶致远在池塘边上散 步，吕嘉问知道这种情况，便说：“可以写个告示牌。”叶致远开玩笑说：“不用那么费事，只要用一首集句诗写在桥柱子上就行！”王安石看着他，等下文。叶致远笑着说：“门前秋水碧粼粼，赤鲤跃出如有神。君欲钓鱼须远去，慎勿近前丞相嗔。”王安石听罢，说：“哈哈哈，还挺贴切的。”吕嘉问马上接过去说：“我这里也有一首诗：丞相慈善放锦鳞，锦鳞未必不伤神。直须自到池边看，今日谁非郑校人？”王安石听罢，他当然理解其中深刻的含义，但也就是微笑而已。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心态。
如此简单的一件事，经过学生诗句的点拨，可就不那么简单了。这里有极其深刻的人生道理。那就是贤人、仁人、好人经常被小人欺骗。
《孟子·万章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校人”是管理池塘的小吏。这段文字大意说：从前有人向郑国子产赠送活鱼，子产命校人把那条鱼放到池塘里放生，结果校人把鱼给烹调后吃掉了。回来报告子产说：“那条鱼刚放进水里时看起来很疲乏不爱动，过一会儿就变得非常活泼了，然后便迅速地游到深水处去了。”子产说：“总算是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总算是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啊！”
校人出来就说：“谁说子产智慧？我已经把那条鱼做熟了吃掉，他还说：‘总算是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总算是到了它应该去的地方啊！’”
那么，难道子产的智慧就值得怀疑了吗？否！被欺骗不影响是智者，只能说明欺骗者是小人。
孔子在回答弟子提问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即君子可能被欺骗，但不可能被引导去干不道德不仁义的事。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被欺骗不是什么缺德或丢人的事，但如果被人诱导或胁迫去干坏事，则是缺德加丢人了。
学生的诗句“直须自到池边看，今日谁非郑校人”是提示王安石，你到池塘边看看，你放生的鱼还有吗？今天又有谁不像当初郑国的那个校人那样编织花言巧语进行欺骗呢？这句诗提示的绝对不是放生受欺骗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是提醒王安石，在他执政的时候，很多势利小人趋之若鹜，他也提拔重用了很多人。但有的人在他下台后便另攀高枝不再理他，有的甚至诬蔑他，攻击他，诽谤他。
王安石是何等聪明，这种情况他太清楚了。说到这件事，就不能不提吕惠卿。吕惠卿是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最得力的支持者，也是最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吕惠卿字吉甫，福建泉州人，公元一○三二年生人，比王安石小十一岁，是佐助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每当变法遇到阻碍时，吕惠卿都坚决支持王安石，在整个变法运动中，非常活跃，很多方面都很有建树。
但到变法后期他与王安石产生矛盾，为了给自己减轻责任，曾经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中的内容告诉涉及的人物，其中包括神宗。其实王安石信中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只是提示吕惠卿在回答神宗问题时，对于新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要有策略地回答，不该说的不要说。尤其是出现的问题，要尽快解决而不是向皇帝汇报。这也没有什么，但他如此一搞，就好像王安石让他欺君似的。
此事对王安石有一定伤害，但受伤害最大的却是吕惠卿本人，因此苏辙在后来弹劾他的奏疏中说：“安石于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及势力相轧，化为敌仇，发其私书，不遗余力。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
就这件事情看，吕惠卿确实不是君子。宋代人攻击吕惠卿最主要的就是这一点，因为他出卖自己的恩人。
也正因为如此，王安石对于吕惠卿是爱恨交加，感情非常复杂，有时候竟不知不觉便写“福建子”三个字。并不全是恨，其中遗憾、惋惜、怨恨的情绪都有。
像吕惠卿这样对王安石的可能有一大批人。如果我们能够冷静思考的话，应该说这种情况才是社会的常态。
王安石本来想在青山白水之间尽情徜徉、流连以尽天年。可是他毕竟是当过多年宰相的人，虽然有很强的自制能力，在无法避免的许多来往信件中尽量保持心态的平衡，但还是有一封来信打破了心情的平静，搅起他感情的波澜，他不能不进行答复了。这封信恰恰就是吕惠卿来的。
吕惠卿在离开朝廷之后，不断受到一些官吏的弹劾和攻击。他在风言风语中又听说王安石也对他不满，说过一些对他不利的话。他觉得有些冤屈，就写信来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吕惠卿父亲吕璹，谙练吏事，为漳浦令，很有行政经验，对吕惠卿有很大影响。吕惠卿本人是进士出身，曾经为真州推官。秩满入都，见到王安石，二人对于经义和天下大事，见解多合，于是成为朋友。在变法过程中，吕惠卿是最坚定的变法派，许多新法的具体条目是王安石拿出大纲，他具体制定细则。在推行新法中也不遗余力，新法的全面推行和取得如此大的业绩，吕惠卿也是有功劳的。
吕惠卿的为人，王安石还是比较了解的。此人绝顶聪明，办事干练，但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好图小利。在王安石执政时，吕惠卿多次劝王安石对那些反对阻挠新法的人要狠狠整治，王安石没有听他的意见，而是采取宽容的政策。故对司马光、苏轼、范纯仁等坚决反对新法之大臣，王安石一个也没有进行打击。包括吕诲和郑侠，虽然对王安石是毫不留情，甚至用了许多过头的语言进行攻击和诬蔑，但王安石也未对其进行整治，更没有任何人身攻击的做法，充分表现出一种雍容大度的君子风范。正因为这一点，故保守派中的主要成员对王安石始终也没有过分的举动。
在王安石辞相的一年多时间里，变法派和保守派的矛盾集中到吕惠卿身上，他当然没有王安石的度量，对反对新法的人出手较狠，如对郑侠一案的处理。再加上他本人有私心，如刚刚掌权便把自己的弟弟吕升卿和吕和卿提拔起来，确实有许多不加检点的地方，被政敌抓住把柄，就成了保守派对变法派进行攻击的主要靶子，成了政敌的出气筒。甚至在以后的《宋史》本传中，他都被列入《奸臣传》，可见政敌对他痛恨的程度。
平心而论，吕惠卿还不能算是奸臣，顶多算是一般的小人。他对于变法还是有贡献的。在王安石执政时，有王安石在前面罩着，他的表现很好，对变法非常坚决，工作起来也很有能力。但在王安石辞相的一年时间里，他阴暗狭窄的内心世界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就是利用郑侠一案整治王安国和冯京，千方百计阻止王安石复相。这一点，王安石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吕惠卿是欧阳修最先推荐的，但他真正登上历史舞台，还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王安石在重用他的时候，就与神宗皇帝谈论过能人和贤人的问题，当时也只是把他作为能人起用的。
王安石是他的老领导、老上级，又是一手提拔他的恩人，他尚且做一些小动作，防止王安石东山再起，可见其心术确实不正。
一般的政界人物在政坛上都有黜陟沉浮的过程。可吕惠卿是个特例。他自从熙宁八年（1075）离开朝廷以后，沉下去就再也没有浮上来，只有黜而没有陟。像曾布、冯京等人后来都曾经再度受到重用而风云一时。他却不同，即使是后来所谓的新党执政，也没有人主张再起用他。可见此人的人缘实在太差，人缘差的根本还是人品差。他和王安石产生矛盾也是毋庸讳言的。
吕惠卿或许认为从自己对变法的贡献来看，在王安石退出政坛后，他应当再回朝廷执政。可是王安石退隐后，他的官运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坏。再加上听到的一些谣传，他对王安石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便写了这封信。
读了此信，王安石感到有些伤心，其实自己和吕惠卿没有任何的私人成见，更谈不上什么怨恨，完全是由于工作当中有一些政见不同，尤其是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方法不同才产生了一些矛盾。可是别人无论怎样议论吕惠卿，自己从未说过一句对他不利的话。吕惠卿对自己却产生如此深的误会，真令人悲哀。
事情已过去，自己亦已退出政坛，不再过问任何政事，吕惠卿何必听信一些谣传而对往事耿耿于怀呢？何况，就往事来说，我王安石也没有一点对不起你吕惠卿的地方啊。想到此，王安石马上给吕惠卿写了一封回信，即《答吕吉甫书》：
某启：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与焉，则公何尤于我？趣时便事，吾不知其说焉。考实论情，公宜昭其如此。开喻重悉，览之怅然。昔之在我者，诚无细故之可疑；则今之在公者，尚何旧恶之足念？然公以壮烈，方进为于盛世；而某然衰疢，特待尽于山林。趣舍异路，则相呴以湿，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为时自爱。
（卷六）
吕惠卿字吉甫，故称吕吉甫。通过这封信可以体会出来，可能有人说吕惠卿“趣时便事”，并说这是王安石对吕惠卿的评价。此信开宗明义，直接进行陈述剖白：我和你同心变法，最后产生不同意见，全都是由于国家之事，哪里有什么别的因素？当时，同朝执政的人都纷纷反对新法，只有你独自帮助我，那么我对你又有什么可憾恨的呢？人们或者有议论你的，我并没有参与，你又有什么可怨恨我的呢？至于“趣时便事”的话，我实在不知道这种说法。考察实际情况，根据人情分析，你应该理解这一点。从前在我这一方来说，实在没有任何细小的事可让你怀疑，而今天从你一方面来说，又有什么旧恶可念？你正在年富力强之时，而我已经老迈年衰，我们进退的情况不一样，追求的人生目标也不同，相互之间记忆那些往事没有任何益处，不如忘掉以前的事情为好。想必朝廷早晚要起用你，希望你为了国家为了时代保重身体。言辞简洁明快，抒情委婉真挚，宽厚仁慈。
这年冬天，又是一件事使王安石无法平静，他本来想不再过问天下事情了，但一听说这件事，他的心情便不是“吹皱一池春水”，而是波涛汹涌，起伏难平。事情是这样的：苏轼由徐州知州调任为湖州知州。一般来说，官吏接受新的任命应该写谢表，实际就是表示一下态度。苏轼在谢表中写了这样的一个对偶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句话是有牢骚，也有讽刺和自嘲的意味。当时保守派大臣都称变法派中新提拔的年轻官吏为“新进”，而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也说王安石“生事”，所以苏东坡在这里用这两个敏感度极高的词语当然会触动执政者敏感的神经，于是，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奏章弹劾苏东坡大不敬，讽刺新法和执政。
赶巧苏东坡的朋友驸马王诜出钱给苏东坡刻印了一册《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里面收集的都是最近几年苏东坡的诗文，王诜这真是好心办了坏事，这本诗文集给政敌陷害苏东坡提供了广泛的充分的铁定的证据。苏东坡当年得罪非常苦的李定、舒亶便在其中寻章摘句，专门挑对于新法有牢骚的诗句，最后给苏东坡罗织成“包藏祸心，怨望其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罪名。御史台派人将其押至京师投入御史台大狱。
经过审问，苏东坡对于罪状承认大半，只是最关键可以至死罪的坚决不认，其后一直监禁在监狱中。
王安石听说了事情的原委后，他对苏东坡是有爱有怨，爱的是苏东坡才气大，诗文好，为人正直，不搞阴谋。怨的是苏东坡始终不理解自己变法的初衷和深远意义，太爱闹意气，遇事不能冷静思考，而是全凭意气办事，跟随司马光和新法作对。自己每出台新法，提出异议的几乎都有他苏东坡。但苏东坡提意见归提意见，对于新法还是坚决推行，在他执政的地方，新法推行都很好，百姓口碑也好。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说抓就抓，听说那几个人往死里整苏东坡，神宗还年轻，王安石担心神宗一旦受了蛊惑，杀了苏东坡，那么不但是苏东坡的悲剧，也是神宗的悲剧。他越想越感觉事态严重，于是提笔给神宗皇帝写了一封札子，即私人信件，给苏东坡求情，其中有“安有圣世而杀才子乎？”一语。
王安石的信年末送到神宗的手里，神宗本来也不想杀苏东坡，正在犹豫之时，王安石的这封信起了促进的作用。神宗当即下圣旨释放苏东坡，把他贬谪到黄州去了，从此苏东坡开始了新的人生。
第五节？歌元丰
这是元丰三年（1080）的事，王安石归隐已经四年多了。给吕惠卿的回书送走之后，王安石的心情也有那么三两天不太舒畅。
这一年王安石已六十岁，但身体和精力比刚退下来的时候还要好。王安石离开京师后，执政的第一宰相就是王珪。王珪比王安石还大两岁，但为人忠厚沉稳，在执政前声望甚佳。当上宰相后，有几人试探着提出要停止或改变新法，他都用“萧规曹随”的说法拒绝了。所以新法一直推行，天下已经认可。王珪虽然遭到一些人的攻击，但他也毫不在乎。当然，新法得以顺利实行，关键还是神宗皇帝的作用，但执政宰相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元丰二年五月，蔡确出任参知政事。元丰三年二月，章惇出任参知政事，这二人也都是坚持新法的人物。所以，朝廷的大权一直在变法派手里。
由于新法的顺利实行，在整个国家的各个方面都见到了实效。国家的财政情况大为好转，百姓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对于这种状况，王安石当然从内心里高兴。
有一天，王安石到附近的郊区去游览，看到田野里一派丰收景象和农民们欢天喜地的生活图景，十分兴奋。这正是他当初变法所希望达到的效果，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他怎能不兴奋？他在诗中尽情地讴歌了当时的太平景象：
后元丰行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杙小舟。乘兴欹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
（卷一）
本诗写风调雨顺的丰收景象，麦浪滚滚，山坡上田野里到处都是长势茂盛的庄稼。水田里的稻苗根根透肉，雨水充足，用来抽水的农具龙骨经常是干的，徒自挂在房梁头，派不上用场。出网的鲥鱼遮蔽了洲渚，荻芽竹笋也都生长得非常肥美硕大。一百个大钱就可买到一斗多酒，虽然不是什么社日，也可经常听到丰收的锣鼓之声。青年男女们蹦踏踏地唱起来，跳起来，非常快乐。一个老翁乘坐一条小船，在杨柳掩映的渠水中缓缓而行，他斜着身子，半眯着眼睛愉快地欣赏着这政通人和的桃源美景。很明显，这位老翁就是诗人自己。王安石正是在白下附近居住。王安石还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吟咏新春的诗，当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诗道：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元日》，卷四一）
全诗格调明快，充满了喜庆气氛，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或云：王安石的诗中是否有美化元丰政治的倾向，以此来肯定自己变法的正确和功绩，是否在为自己涂脂抹粉？因为苏轼曾经作过一首《吴中田妇叹》的诗，也是描写农村生活的，可没有王安石诗中这么好，而是一幅很凄凉的社会生活图景。那么，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苏轼的这首诗再作评价。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垄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载入市，贱价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全宋诗》卷七九一）
苏轼的这首诗作于熙宁五年（107），那是全面变法刚刚开始不久的时候，整个社会还没有完全适应新法，百姓对新法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而且新法在推行的初级阶段也确实存在不少具体问题，诗中田妇所反映的问题并不是新法某一方面的单一问题，而是涉及了几个方面。“要钱不要米”是“均输法”的内容，而“西北招羌儿”则是对朝廷在西北用兵的不满。而王安石的这两首诗均是元丰年间所作，时代背景完全不同。故二人的诗作均可看作是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的。（未完待续）